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太祖派人专门绘制了《大明混一图》。其所绘的地理范围：东至日本、朝鲜，南面到爪哇，西至非洲的东西海岸，包括一部分的西欧，即西班牙一带，北边到达了贝加尔湖以南。《大明混一图》是中国目前已知年代最久远、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幅古代世界地图，从这一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人当时所了解的“世界”概貌。
1407年，明成祖给日本国王源道义的敕书，现藏于日本京都相国寺。永乐四年(1406年)，因日本国王源道义捕海寇有功，明成祖赐白金千两及绮绣纱帐衾褥枕席诸物，海船二艘，封其国山名“寿安镇国之山”(富士山)。明成祖亲自制碑文，并赐以诗文。诗中叙述两国的友好，还特别赞赏抓捕海盗之功，希望这样的关系能够延续，而这样的关系也的确在明成祖之后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明代中国是东亚大国，明初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国际秩序，理应成为史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以“不征”为基本国策，导向了不依靠武力建立的一种和平的国际秩序
明代外交所显示的特征，最为突出的是“不征”，以之为基本国策，导向了不依靠武力建立的一种和平的国际秩序，表明明朝人对于天下国家的认识与此前有了很大不同，换言之，明代外交的特征首先是建立在观念变化的基础上。
从明太祖的外交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理念体现得非常普遍。一般来说，征服和扩张是帝国的特质，发展到明代初年，以明太祖的“不征”国策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
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地阐述过他的外交和国际秩序理念。他首先举出海外国家有为患于中国的，中国不可以不征讨;但不为患中国的，中国则不可轻易兴兵，引用古人的话说：“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接着他列举了隋炀帝征讨的例子，说出了他的对外关系理念：“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评价隋炀帝妄自兴师征伐失败的结果，是“载诸史册，为后世讥”。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的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其个人的现实主义思想，实际上否定了帝国对外扩张倾向，在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基点明确放在保境安民上。
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修《祖训录》。后来陆续修订，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颁布了《皇明祖训》。其《首章》将上述对外关系理念的阐述定为明朝世代子孙必须遵行的基本国策之一：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为了让子孙后代明白世代都不要与外国交战之意，他还把当时明周边的“不征之国”，按地理方位一一罗列出来：东北是朝鲜，正东偏北是日本，正南偏东是大琉球、小琉球，西南是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一共是15个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在明朝人认为的东洋范围，即今天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除了西洋国在今天的南亚)。明太祖当时把这些国家都作为要与之交往、但是不可出兵征伐的“不征之国”。由此奠定了和平外交的基调。
关于“不征”的理念，明太祖也曾在诏书中明确宣布：“今朕统天下，惟愿民安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虑加兵也。”
从实践上看，确实终明太祖一朝30年，从未发兵征伐外国，说明明太祖时奠定的明朝与周边国家以及海外国家的和平外交基调，无论在理念还是在现实上，都是能够成立的。即使是与日本的不和谐，明朝也决没有主动征伐之举。在明太祖之后，除了永乐年间曾征安南是个例外，在其它时期明朝都与上述国家维持着和平关系。
进一步说，明初“不征”外交模式的出现，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拐点。重要的是，表明了蒙元王朝崩溃后明朝人致力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明初外交“不征”的基础之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互动关系与秩序。
“锐意通四夷”，明代实际上起了一种区域整合作用，把东北亚、东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地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
明初自洪武年间全方位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永乐、宣德年间，国际交往在空间上有一个极大的拓展，这就是郑和七下印度洋。经过明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王朝日益强盛，永乐帝(1403-1424年在位)积极推行了一种“锐意通四夷”的外交政策，宣称“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
永乐三年(1405年)颁发诏书，永乐帝派遣郑和下西洋，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海外，成就了史无前例的海上交往壮举。他在位期间，除了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还筹划派遣大量使团出使海外，开辟海道，招徕海外各国来华交往，在诏书中的表述与明太祖一脉相承：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竭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
“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远航印度洋使得中外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也使得对外交往盛况空前。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笔下，所有使团到达之处，无论大小，皆称之为“国”，这无疑是明代中国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给区域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前所未有的彰显。马欢《瀛涯胜览序》云：“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每到一国，郑和使团首先是开读诏书，在与各国政治上邦交关系确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和贸易网络的形成，对这个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区域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更推动了多元文明的交流全面走向繁盛。郑和七下印度洋，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使团不仅起了沟通域外所至之国的重要政治作用，更引发了中外文明交流高潮的到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出现了西洋古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浡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北京朝贡的盛况。在和平外交理念的基础上，明初将中华秩序的理想付诸实践，建立起一种国际新秩序：“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从政治上来说，在印度洋国际交往中，明朝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以满剌加为例，其在15世纪初的建立和发展，得到明王朝的大力支持。满剌加扼守马六甲海峡，位于东西方海上贸易重要的交通路口。在1402年以前，那里只是一个小渔村，明人记载：“国无王，止有头目掌管诸事。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帝“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这使其摆脱了暹罗控制，不再给暹罗输贡，成为新兴国家，也成为明朝与新兴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在兴起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国家成为整个东南亚最好的港口和最大的国际商业中心。不仅是满剌加，日本、苏门答剌、渤泥等国，在永乐年间都希望得到明朝的支持以满足建立或加强国家政权的需求。得到大国的支持，有利于他们国内政局的稳定。
明朝对外积极交往与协和万邦“共享太平之福”的国际秩序思想，适应了区域内各国的需要，不仅对南海至印度洋区域国家政权有着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区域内和平共处为主导的发展趋势，实际上起了一种区域整合作用，在东亚乃至印度洋迎来了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
明初朝贡本身带有浓厚的贸易性质，形成区域贸易资源合作机制
随着东亚地缘政治重新改组，建立的邦交关系是和通商紧密相连的，由此形成了一个区域国际贸易的网络规模，印度洋新的贸易秩序也由此生成。政治势力崛起，表现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主体是各国政府，贸易特征是以官方贸易为主导、由各国上层垄断对外贸易主要商品。国际关系的这种结构对区域贸易交往关系的拓展也有作用。当时世界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贸易区域：欧洲、阿拉伯-印度、东亚贸易区。在东亚贸易区，国际交往圈的空间拓展产生了繁盛的贸易网络。自古以来，“朝贡”这个词就包含有外交和贸易双重含义，明初适应宋元以来国家管理外贸制度日益强化的趋势，把对外贸易基本上限定在官方形式之下，明朝人王圻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从而使明初朝贡本身相对于历朝来说带有更为浓厚的贸易性质。
从地域来看，郑和七下印度洋，每次必到的是印度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德)，将东亚贸易区拓展到了阿拉伯-印度贸易区。第四次下西洋，郑和船队到达了非洲东部，而从第四次下西洋起直至第七次，都到达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那里正是与欧洲贸易的交接之处。今天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积749l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它位于亚洲、非洲、大洋洲三洲接合部，与大西洋、太平洋的水域连成一片。印度洋拥有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亚丁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和海湾，紧紧地把南亚次大陆、东部非洲、南部非洲以及大洋洲、东南亚、中东、南极洲的一部分连接在一起。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是亚洲的重要海湾，红海和波斯湾直接联系了北非、中东乃至欧洲，阿曼湾锁住了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亚丁湾是红海的咽喉。印度洋是贯通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要道。15世纪初，虽然大洋洲还没有彰显，好望角航线和苏伊士运河都还没有出现，但是明朝给满剌加国王海船“归国守土”，开通马六甲海峡航线和在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等处与各国进行了频繁交往，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每一次郑和使团都是以国家名义出现在国际贸易中心，在这种国际交往频繁、空间拓展的背景下，推动了南洋至印度洋诸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到了极盛。
从人员来看，在明朝以前，中外贸易的主角是商人，并且以阿拉伯商人来华为主。泉州著名的蒲氏在宋元时期一直掌管对外贸易，就是一个例证。到明朝初年，在和平外交的基调之上，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作为国家航海外交行为，郑和船队规模庞大，每次出洋人数达到2万多人，推动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关系进入全面发展和交往空前的新阶段，也极大地扩展了国际经济贸易交流，使印度洋周边各国间的贸易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明初外交是全方位的，与周边和海外国家的交往极为活跃，对外贸易也极其繁盛，最重要的是，以举国之人力、物力、财力，在区域整合为一种政治合作机制的同时，也形成了区域资源整合的局面。通过国际交流这个平台，国家权力介入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为各国间官方贸易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同时，中外物质文明的交融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明代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形象促使印度洋地区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的同时，在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指导下，维护了海道清宁，人民安居乐业，与各国公平交易、互惠互利，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活跃发展，促成了一个资源共享合作机制的形成，这是印度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内容之一。
明朝在国际上的积极交往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在明太祖颁发的《礼部尚书诰》诰文中，曾清楚地谈到他对于礼与法的认识：“盖为国之治道……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在明太祖的理念中，不仅有礼，而且是礼法并用，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心目中的礼仪就是一种立法。因此，仅将明朝对外关系视为“礼治”是不全面的。
明代初年，中国是以一种在国际上的权威性及其影响力整合了整个区域，整合的渠道就是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初建立的广泛国际交往网络，它是以外交文书为媒介的。当时东亚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是中文和阿拉伯文(马欢所说“阿拉毕文”)，通过大量外交文书传播了中华秩序的理念，这种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准则在区域权力的均衡中起了规范作用。同时，明代中国是一个复兴传统文化的朝代，所传承的传统文化不是只有儒家文化所谓的“礼治”，而是在文化政策上采取了包容多元文化的态度——兼容并蓄。这在郑和下西洋遗存的文物与文献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一般而言，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层面，从马欢《瀛涯胜览》的记载来看，物质文明方面，海外各国物产琳琅满目，海外物产进入交流的主要有70种;而精神层面上，马欢所至20个国家中明显可见三种类型：一是举国信奉一种宗教，包括国王、国人;二是国王信奉一种宗教，国人信奉另一种宗教;三是一个国家中有多种宗教并存。由此可见，印度洋文明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现存斯里兰卡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着郑和向佛祖、毗湿奴和真主阿拉贡献布施的史实，就是明朝人对于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最好例证。从整体来看，明朝在国际上的积极交往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通过外交诏令文书和外交行为，中华文化的道德准则在国际交往中大量传播，由此中华文化在区域国家间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产生了中华文明与海外多元文明的融汇，转换成现代话语就是国际关系的文化理念的融汇。在明代中国皇帝的诏令中，非常突出的理念是：以诚为本，厚德载物;礼之用，和为贵;协和万邦等等。特别是“共享太平之福”这种国际秩序观，在当时国际关系和秩序的建构中，起到重要影响和作用。
结语：明代“不征”外交政策以及拓展至印度洋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为世界从海上连成一个整体、从区域化走向全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追寻明初中外交往的实态，蒙元王朝崩溃后，东亚国际秩序急需重建。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外交诏令表明，统治者一方面刻意追寻古贤帝王，成为“天下主”，延续传统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面对国与国之间互动的邦交现实，吸取了蒙元王朝扩张失败的教训，明朝君主在外交观念上从天下向国家回归，以“不征”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中国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的显著特征，更成为古代对外关系引人注目的拐点。
以“不征”为标志，15世纪初明朝以大规模远洋航海外交与印度洋地区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联系，将和平与秩序的理念付诸实践，在东亚与印度洋地区实现了各国官方认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各国和平共处的国际秩序。明代中国和平的中华秩序理念得到了东亚以及印度洋各国的赞同和响应，各国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东亚乃至印度洋区域一体化的开端，为全球化诞生于海上拉开了序幕。
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发展过程，即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出发考察，伴随人类在探索海洋上的步伐加剧，人们的地理知识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空前地开阔了。此前唐代的交往虽然广泛，但没有在东亚形成体系化的条件，当时存在一个强盛的大食;宋代民间对外交往兴盛，但国家力量积弱，不可能形成一种区域整合作用。重新审视明初拓展至印度洋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可以看到，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海洋，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史无前例地将中华秩序的理想在印度洋付诸实践。作为平衡区域国际政治经济势力的大国角色，作为负责任的海上强国，明代中国维护和保证了东亚乃至印度洋区域的和平与秩序，为世界从海上连成一个整体、从区域化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基础性贡献。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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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朝贡体系奠定的国际关系
朝贡体系，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他还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确立的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
15世纪前期，随着郑和强大宝船队对印度洋的巡航，以及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系达到了巅峰。这个时期，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触的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外，在厚往薄来政策引导下，其他的一些国家对于明朝的朝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贸易往来，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
马欢与《瀛涯胜览》
《瀛涯胜览》，马欢著，成书于景泰二年(1451年)。马欢，浙江会稽(今绍兴)回族人，明代通事(翻译官)，通阿拉伯语，曾随郑和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和宣德六年(1431年)三次下西洋。马欢将郑和下西洋时亲身经历的二十国的航路、海潮、地理、国王、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交易、货币和野生动植物等状况记录下来，从永乐十四年(1416年)开始著书《瀛涯胜览》，经过35年修改和整理在景泰二年定稿。《瀛涯胜览》被公认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其中对郑和下西洋途经国家的民俗描写细致入微，也被各国学者公认为重要的域外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