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创作的成功与否，不在于题材的大小，而往往取决于作者体验的深浅与情感的真伪

　　● 文艺作品传递的善解人意，是更高层次的温柔与善良

　　● 在终极意义上，文艺作品都是以美为旨归的

　　对真善美的追求历来是一切文艺创作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和目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不管采取的是哪种形式，书写的是什么内容，发表于哪个时代，其内在都是对真善美的具体呈现与深刻探寻。可以说，真善美是文艺价值的度量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好的作品有真感受、真体悟

　　受“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刻影响，中国文艺之“真”，往往并非客观物象之“真”，而是生命体验之“真”。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真情实感赋予文艺以生命力，缺乏真情实感的作品，如“七宝楼台，炫人耳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只有用真情与心血去浇灌，文艺作品才能焕发出生机活力。

　　古人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镂。”做人是如此，文艺创作亦复如是。苏轼最佩服的“真”人，莫过于陶渊明。他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诗亦是一任真情流露，不假雕琢：“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洗尽铅华，真淳自然，读来令人如饮醇醪，不觉自醉。

　　世道沧桑，华夏民族历经几千年农耕、几百年工商，眼下正在经历一场巨变，即由现代化时代跨入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取资讯的渠道在无限地拓宽，认知世界的能力在极大地增强，虚拟世界越来越多地介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图像强势地僭越本属于表意文字的领地，人工智能在几分钟内就能创作出“标准”的格律诗……传统文艺创作模式受到种种冲击和挑战，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说，“真情实感”永远是文艺的命脉所在，现实生活永远是文艺的创作之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创作了一部分质量不错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得真切，于是动人心弦，映现出情感的温暖与深挚。

　　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所记亦无非家常琐事，惟其所写皆真光景、真性情，所以几百年来，一直感动着人们。这就表明，文艺创作的成功与否，其实不在于题材的大小，而往往取决于作者体验的深浅与情感的真伪。记录一个伟大的时代，宏大叙事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可以是大江东去，也可以是小桥流水;可以是黄钟大吕，也可以是洞箫牧笛;可以是国色天香，也可以是小草闲花;可以是鲸鱼碧海，也可以是翡翠兰苕……只要有真感受、真体悟，就都有可能创造出感人肺腑的佳作。

　　有仁爱、善良的内心，才有资格在艺海驰骋遨游

　　不同的文明类型有着不同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世代沿袭、潜移默化，成为各民族的精神依归与基因密码。农耕民族靠河而居，祖祖辈辈，安守田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有着与生俱来的依赖与维护。因而，仁民爱物情怀，向为华夏民族所推崇。

　　如果说，道家之“善”，主要体现在自我修为，儒家之“善”，则重在推己及人，由血缘亲情，向外逐渐扩展，延及整个家族，然后延及陌生人，“泛爱众，而亲仁”，再延及国家、天下，“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儒家对血亲关系的体认，渐渐超出同类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到动植物、无生命的自然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只有拥有这样开阔的胸襟与善感的心灵，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方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才能说出这样的心声，“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不只是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无不强调“修心”这一前提之重要性。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先有博大、仁爱、善良的内心，然后才有资格在艺海驰骋遨游。

　　士人风范，无论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皆归结为一个“善”字，有能力造福天下苍生，那就刚健奋发、积极作为;无条件施展抱负，那就持坚守白，安顿好自己的身心，抽身社会，回归自然，同样都是在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与之相对应，历代文艺作品，总的来说不外乎“载道”与“自适”两大类别。很多时候，“载道”与“自适”也并无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杜甫的《北征》，是经典的“载道”之作，但诗中也流露出诗人潜意识中对“自适”的向往。两种旋律明暗交替，使诗歌充满内在的张力，但贯彻始终的，是诗人对国与家、人伦与自然的善和爱，而这正是这首作品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有名的“自适”之作，我们从中也依稀可辨作者“载道”之隐衷，“与民同乐”之意出于言外。文学创作，自古有“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之说。《醉翁亭记》从头至尾都在写“欢愉”，却如此见好，千古为人传诵，终因其有“与民同乐”的“善”做底子。

　　不久前，一位驰援武汉的白衣天使创作了小诗《守夜》，写的是自己与值夜班的武汉大哥的交往片段，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天气预报说，武汉要降温了/雷电，大风，冰雹，暴雪/你在军大衣里缩紧身体/缩进内心的风暴，假装/听不见这个坏消息//半夜，我送去了一点食物/沙发里的身体发出鼾声/让我久久止步。是的/不要惊动一个人睡觉/让他回到中年人的日常/让他在梦里享受子孙满堂……深夜寒冷/‘我’给武汉大哥送去食物/然而却又停下了脚步。”这一送一停的小小曲折，令读者禁不住为之感动。善解人意无疑是更高层次的温柔与善良。

　　表现美、守护美是文艺作品的使命

　　与商业文明重思辨、重理性相比，农耕文明重感性、重直觉，芳菲悱恻，多愁善感，华夏民族对自然之美、人情之美、心灵之美拥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和信仰，自古就有山水比德的人文传统，这一传统将美与善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山川风物，与人的生命息息相通;花草树木，总是寄托着人的美德与情操、愿望与期盼：梅花坚韧、翠竹有节、兰花脱俗、菊花清高，牡丹雍容富贵、石榴多子多福……善美并重，是华夏民族悠久的礼乐文化的突出特征，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因其达到了“尽善尽美”之境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时空变迁，诗曾一直肩负着陶冶、净化和升华世人灵魂的使命，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诗人在作品中尽情描绘和表现自然美、人情美、心灵美。还是童稚之时，我们便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里想见山水之奇，在“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里感受友情真挚，在“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里景仰君子风骨……爱与善，总是这样伴随着美的感染、情的熏陶，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当然，文艺作品并非只是表现美、歌颂美，对恶的事物的批判、对丑的事物的鞭挞，同样也是在守护美、弘扬美，是在“曲线救美”。各种文艺形式——诗、书、画、乐，乃至小说、散文等，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以美为旨归的。尽管它们在表现手法上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便是都注重意境的营造。意境，并非只是诗歌的专利。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几百年来，常读常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高妙的意境营造功力。现当代受人们喜爱和赞誉的作家，亦莫不如此。画家深明此理，创作时，讲究意在笔先，就是要用心经营意境。有意境，创作就成功了一大半。现代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善于从古人诗句中撷取最能体现意境的部分入画，寥寥数笔，情态毕现，极富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无尽的美的享受。

　　时代发展到如今，社会生活日益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与开放便捷的新媒介传播方式，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文艺创作的队伍中来，这使得当今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态势，古典审美文化的优美、崇高、庄严、秩序性呈现，与当下流行审美文化的日常、随意、流动、碎片化叙事并存共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都可以一展歌喉，都不乏知音见赏。相应的，文艺的评价体系也随之发生着改变。但无论如何，人们在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文艺当以真动人、以善感人、以美育人，这是文艺永恒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