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恰值中国文化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的前夜，其时早期启蒙思潮萌动，表明中国文化近代性的获得并非全然外铄，而是19世纪中叶以降，东渐之西学与中国17世纪前后自发的早期启蒙文化相激荡、相汇合的结果。

　　明清之际有一个规模不大却颇有深度的“新民本”思想者群体

　　有一种流行说法是，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主主义全然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与之相对应的反论是，民主思想中国先秦已有，《尚书》的“民为邦本”，《左传》的“不死君难”，《孟子》的“民贵君轻”即是。这两种极端之论都失之偏颇。事实上，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政治哲学论著《明夷待访录》，以鲜明的态度宣布告别秦汉以下的君主专制，又隐约暗示走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趋势。

　　《明夷待访录》或鲜明或朦胧地昭示的路向是，从农本型自然经济迈向工商发达的商品经济，政治上从“君治”通往“民治”，这些诉求显然具有近代色彩。而黄宗羲著此书之际，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说尚未传播到中国，耶稣会士当时仅向中国介绍西洋科技和宗教，黄氏拥有的学术资源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因袭并变通先秦以降的民本思想，扬弃两汉魏晋隋唐宋元带有道家色彩的无君论、非君论，直承中明以来党社议政之风及市民文化的精髄，综合创作于《明夷待访录》之中，显现了中国本土文化自生的“近代性”趋势。

　　追随《明夷待访录》之后的有唐甄的《潜书》。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张岱、吕留良等也有类似阐述。他们共同构成明清之际一个规模不大却颇有深度的“新民本”思想者群体。

　　《明夷待访录》之类论著埋伏于17世纪，影响力发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由于明清之际历史条件的限制，《明夷待访录》之类论著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长期遭到禁毁，黄氏之书题名冠以“待访”，类似的李贽书称《藏书》《焚书》，唐甄书称《潜书》，都表明具有早期“近代性”的思想在近代前夜的中国深受压抑，难以流播发扬。然而，它们埋伏于17世纪，影响力则发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近代中国民主主义运动既得自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启迪，梁启超谓“卢孟高文吾本师”，将提出“人民主权”论、“社会契约”论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作“三权分立”设计的另一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称为自己的导师。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民主主义者又承继“晚明遗献”的早期“近代性”思想，还是那位梁启超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清末维新人士在向国人宣传“民权”之理想时，曾大力借助《明夷待访录》

　　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刊刻《明夷待访录·原君》，在江浙形成借助《明夷待访录》传扬维新主张的团体。郑观应撰《原君》，直承《明夷待访录·原君》;刘师培编纂《中国民约精义》，内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外证之卢梭《民约论》，《明夷待访录》为“中国《民约论》”之说大为流行。孙中山也是《明夷待访录》的崇奉者，他组建的兴中会1895年在日本横滨刊印《明夷待访录》第一、二两篇“原君”与“原臣”。孙氏给自己的同志和日本友人赠送条幅，写得较多的除《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外，便是“原君”与“原臣”。清末有人称，“民权之说入，而黄梨洲奉为卢梭矣”。另外，李贽、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唐甄、吕留良等明末清初思想家也被中国近代政治改革者、思想启蒙者视作精神先躯，近现代科学家则从徐光启、方以智、徐霞客那里吸取营养。

　　清末维新人士在向国人宣传“民权”之理想时，曾大力借助《明夷待访录》，其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继往开来、汇通中西的枢纽作用，昭示其确乎包含着某种近代性基因，不仅为转型时代，也为今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

　　中国近代文化并非单单取法西方，其资源还来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而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学术四杰，则是提供本土资源的突出代表。黄宗羲们在日落的“明夷”之际书写的早期启蒙文字，等候未来的觉醒者访问(“待访”)。200多年后，终于等候到知音的拜谒，而前来就教的，不是某一个“圣明之君”，而是近代中国亟求社会变革与进步的一代民主主义者。

　　延伸阅读

　　探求君主制的兴衰演变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不是针对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治国方略，更不是写给康熙这个特定皇帝的“条陈”，而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探求君主制的兴衰演变，利弊得失，并提出自己关于国体、政体改革的方案。在政体的主客关系上，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这其实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另一种说法。如果说黄宗羲有民主主义思想，这部书就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看到的《明夷待访录》，已经不是它的全部。清代学者全祖望在为该书所作“跋”中指出：“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毁于火。”仅就目前所见而言，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等2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