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适度赤字”与“结构扩张”相结合的积极财政政策

　　按照需求管理框架，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投资需求是政府实施刺激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其中，政府投资相比于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能够发挥更大的乘数效应。因此，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尤其应发挥公共投资在稳增长和促就业中的拉动作用。又考虑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直接地聚焦于特定领域、特定行业和特定主体，以及一些领域和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剩的现象，因此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结构性而非总量上的刺激效应。首先，从投资方向来看，公共投资应打破固有思维，转变投资方向，应从以往的“铁公基”等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转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通讯信息、能源传输、农村交通等全新的民生基建领域，诸如可以在医院扩建、医护设备改善、医药研发投入、医务从业人员培育、在线教育投入、通信网络基站建设、农村公路拓宽等方面增加公共投资力度。其次，从减税的适用领域来看，由于中小微企业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拉动社会就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又因其脆弱性而容易受到新冠疫情较大的负面冲击，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应重点惠及这些经济主体，应落到实处地给予其在税费和五险一金上的减免优惠，并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将此政策转化为长期性的制度安排。最后，从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看，政府可以针对特定群体和特定产品或服务“力所能及”地发放消费券，比如对居民特别是学生群体发放购书券，这既可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因此，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增加转移支付，应综合考虑这一行为所带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结构性扩张的财政政策具有“缩源扩支”的特征，这就要求在政策实践中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处理好“有效识别”与“主体寻租”之间的矛盾，即在识别和遴选特定行业和特定主体的过程中，一些企业或个人极有可能通过寻租行为来获得政策优惠，这就要求在事前标准设定、事中资金监管、事后绩效评估等方面予以过程规范，以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做到精准施策。二是处理好“财政赤字”与“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即地方政府通过增发债券来实施赤字政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府债务风险的累加。这就要求摒弃依赖发债来获得财政收入的单一思维，应创新投资资金的获得方式、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诸如以参股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来共同展开公共投资，或以政策优惠来引导社会资本进行单一的民间投资，以在消除政府投资“挤出效应”的过程中，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实施“定向精准”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的稳健货币政策

　　所谓“定向精准”，即针对疫情影响较大的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中的特定主体应给予信贷政策上的优惠，比如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中的中小微企业，由于抗风险能力弱而需要给予其信贷上的便利和利率上的优惠;对防疫物资和医药器械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加大利率优惠的信贷支持力度，以确保病毒能够得到有效隔离、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应享有差异化的优惠金融服务，以助其能够及早恢复生产。所谓“总量控制”，则指整个社会的信贷总量不因疫情冲击而超常规增长，利率和准备金率等价格工具不因疫情冲击而对整个社会搞“一刀切”。因此，“定向精准”与“总量控制”的货币政策体现在信贷总量和价格工具上，则只有结构上的调整，而无总量上的增加。

　　之所以实施“定向精准”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因为：首先，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直接冲击较大程度上局限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特定行业的中小微企业，体现为生产能力下降、固定成本上升和现金回流困难等突发性问题，对其定向性地实施贴息、降准和增加信贷等优惠政策有利于增强流动性和抗风险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对特定行业所实施的结构性扩张的财政政策，会使得这些行业在增加产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价格上升的风险。而对其实施“定向精准”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则能够有效地降低这一风险，最终在短期内实现社会总产出的增加。最后，如果对整个社会均实施“大水漫灌”而非“总量控制”的信贷宽松政策，那么商品价格在本已因需求拉动而急剧上升的情形下，将进一步面临着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风险，且这一风险在美国等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际背景下将有可能继续攀升。可见，信贷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定向精准地实施于特定行业时，才能在控制价格上升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产出的增长，这与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制度改革助推高质量发展

　　应以补齐新冠疫情下的供给“短板”为契机，有效结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着力于消费需求的扩大、民生福祉的改善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应重点从医疗卫生体制、收入分配制度和创新能力建设三个方面来深化制度改革与完善。

　　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制度改革来构建完备而高质量的医疗卫生体系，既要注重“存量”的完善，又要注重“增量”的培育;既要增加“硬件”的投入，更要提升“软件”的质量。体现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则是要逐步提高医疗卫生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着重加大公共医疗设施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应完善基层医疗卫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人均床位数和医疗设备数;着重培养完备而高质量的医务人才体系，应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不断改善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通过提高其社会地位来组建更加专业化的人才队伍;逐步放开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准入，通过鼓励民间资本兴办医疗机构来增加医疗卫生的服务主体，通过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来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的有效竞争，以在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实惠和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的过程中最终带来民生福祉的改善。

　　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新形势下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和形成高质有效的供给体系，应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重要“落脚点”。这是因为：一种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既能够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消费支出，又能够激励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因而能够促进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推动作用。这就要求，进一步破除劳动要素市场的垄断壁垒，坚持人才选拔的唯贤理念;进一步取消城乡分割的传统障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优化配置;进一步约束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推进阶层社会资本的良性发展。应在继续加大对低收入者补助力度的同时，创造对口的就业机会以使这部分人群能够从工作中获得更有尊严的生活;提高税收免征额和应税税率，使更多中等收入者能够获得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并使中产人群规模得到不断壮大;扩增财产税以增加纳税种类，使高收入者对社会总税收的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继续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促进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不仅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基础，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就本质而言，人是创新的主体，因此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而提升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则是提高受教育者创新素养的重要来源。这就要求在理念上继续把高等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在实际中加大经费投入和加强政策支持以切实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应树立人才立校的理念，坚持将人才引进作为高校长远发展的关键举措，核心在于为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快捷的发展通道和丰厚的报酬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