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与瘟疫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无论是瘟疫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之际还是当它销声匿迹之时，它都与文学的发展以及文学作品的创作息息相关。虽然它们之间的这一层关联在瘟疫偃旗息鼓时常常被人遗忘，但是随着近来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升级为一次全球性危机，这两者间的关联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1、黑死病下的呐喊

　　历史上，瘟疫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创作，为它们提供了写作背景和创作灵感。

　　1347年至1353年期间席卷全欧洲的“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据估算，它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超过7500万人死亡，部分疫情重灾区的死亡率甚至在80%到90%之间。提起黑死病，总会让人想到圣塞巴斯蒂安的雕塑。在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文化中，圣塞巴斯蒂安是瘟疫受害者的守护者。正如美国作家约翰·凯利在《大型死亡：黑死病的历史》中所言，“对于(当时的)许多欧洲人来说，瘟疫是造物主的惩罚”。传说中，每当瘟疫即将降临，圣塞巴斯蒂安都会为世人祈祷，保佑正直之人免受瘟疫的惩罚。而圣塞巴斯蒂安也受到了许多艺术家的青睐，成为众多欧洲画家勾勒笔触下的男主角。在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埃尔·格列柯和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画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圣塞巴斯蒂安伟岸的身躯和他身上插着的象征着瘟疫的箭矢。箭矢似乎将艺术世界与瘟疫联系在一起，对原本不可言喻的瘟疫进行了视觉化呈现。

　　在经典文学作品中，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也许是关于“黑死病”最为人熟知的文学作品。薄伽丘的故乡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黑死病横行的日子里，佛罗伦萨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大约80%的居民不幸感染离世。作为疫情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薄伽丘以疫情为背景，写下了《十日谈》，叙述了七女三男在佛罗伦萨郊外隔离的十天内讲述的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多数是一些诙谐幽默、下里巴人的趣闻轶事，其中一些甚至是粗俗的段子。但是，正是这种自隔离点内散发出的世俗气息，表现了薄伽丘对于生命的认识，特别是在人类受到瘟疫威胁的大背景下。在书中，薄伽丘写道，“来到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去延续、保护和捍卫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薄伽丘的话可以被理解为他面对瘟疫残忍地熄灭生命之光时的倾力呐喊。同时，他的话也可以作为其对文学作品或文学叙事功能的理解，即文学可以充当缓解人们身体和精神痛苦的镇痛剂。在薄伽丘看来，生命终将逝去，瘟疫也许永不会消失，但唯有文学可以在残酷的死亡面前昂首挺胸，延续、保护和捍卫人类的生命。如果瘟疫向人类炫耀着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么，薄伽丘的“呐喊”则是人类文明面对挑战时吹响的反击号角。

　　2、伦敦大瘟疫中的恐慌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曾在为伦敦城书写的传记《伦敦传》中，记录了众多英国作家对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在伦敦的淋巴腺鼠疫疫情(也常被称为“伦敦大瘟疫”)做出的回应。

　　自从伦敦开埠以来，它似乎就与疾病和瘟疫共生共存。早期的伦敦城，规划混乱，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是细菌和病毒滋生的“培养皿”。早在1600年，托马斯·纳什就曾感慨“自冬天以来”的“瘟疫和灾祸”使“伦敦让人悲伤，兰贝斯一片荒凉，生意人悲叹，人生出世就是一场受苦受难”。纳什话中的“苦难”与“悲伤”似乎预示了六十多年后发生在伦敦的悲剧以及弥漫在人们心中的绝望情绪。据统计，这场发生在伦敦的大瘟疫夺去了超过8万伦敦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五分之一的伦敦居民在此次疫情中丧生。

　　当大瘟疫自圣贾尔斯地区爆发时，丹尼尔·笛福正值垂髫之年。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笛福知晓当时的民生百态和患者疾苦，并在他的作品(特别是其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纪事》)中不时地流露出对瘟疫的恐惧。当笛福回顾伦敦大瘟疫时，他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他所生活的伦敦城是如何遭受“高烧和伤寒”的“撕裂”。根据阿克罗伊德的记述，笛福笔下的伦敦变成了“活生生、受煎迫的生灵，而不是威斯坦·休·奥登诗里所谓的‘抽象的市民空间’。伦敦备受‘高烧’煎熬，‘泪流满面’。其‘容颜顿改’，‘蒸气和烟气’在街巷盘绕，如同被感染之人的血液”。这座城逐渐使人们“完全陷入绝望”，使人们开始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摆脱周遭痛苦，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笛福的记叙中，一些伦敦市民“返投迷信”，被先知、解梦者、算命人、占星师、江湖郎中甚至巫师吓得“魂飞魄散”，骗得倾家荡产。他们病急乱投医，购买“护身符”，冲到街上忏悔，做出各种后世之人视为疯狂而荒谬的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笛福评论道，“在当时，伦敦人的古怪脾性，极大程度上造成自身的灭亡”。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人性中隐匿的那一份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

　　虽然英国王室在疫情结束后，着手改善伦敦地区卫生条件，类似的瘟疫也再未出现，但是这次瘟疫对于后世的英国文人影响十分深远。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眼中，伦敦城赫然就是一座“瘟疫之城”。简·奥斯丁也曾写道，“在伦敦，找不到一个健康的人”，在那里“无人能够保持健康”。久而久之，这种对于伦敦城的悲观论调逐渐演化为了一种恐慌情绪，折射出藏匿于人性深处的那一份懦弱。当描写瘟疫时，恐惧成为许多英国作家共有的情感体验。1762年，当詹姆斯·鲍斯威尔访问伦敦时，他颇为“担心自己得了伤寒”。在威廉·布莱克的《伦敦》中，当叙述者走过泰晤士河畔的街巷时，他观察着“路过的每一张面孔”和面孔上呈现的“虚弱”而“愁苦”的印记，同时聆听着“婴孩恐惧的啼哭”。这声声“啼哭”似乎暗示了整个伦敦城和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居民在瘟疫面前已然退化为稚嫩无助的婴孩，对瘟疫的突然出现感到恐惧至极。而这“婴孩恐惧的啼哭”声似乎早已响彻在了笛福和其他一众英国作家的耳中。

　　3、二十世纪的思考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世纪的大门，文学家们对于瘟疫的态度和反应渐渐发生了变化。与十七世纪伦敦“啼哭”的“婴孩”不同，二十世纪作家们逐渐成长为更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在面对瘟疫话题时，他们已不再一味地展示瘟疫的可怕破坏力，抑或单纯地发出誓死迎战瘟疫的“呐喊”。反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倾向于从瘟疫话题入手，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为深刻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他们看来，瘟疫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隐喻，流窜在花花绿绿的图书封面之下。一方面，瘟疫常被一些作家们用来比喻社会的顽疾。另一方面，它亦常被一些作家们用来反思人性的复杂和微妙。

　　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描写了里厄医生等一批人抗击鼠疫的过程，歌颂了他们无畏的抗争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加缪也借此故事，通过诸多“荒诞”而又“现实”的情节，用发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小城奥兰的鼠疫事件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文明、社会体系以及道德标准的崩坏与垮塌。而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猩红疫》延续了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玛丽·雪莱在《最后的人》中对于瘟疫传染性及其影响人际交往关系方面做出的思考，并借鉴了埃德加·爱伦·坡在《红死魔的面具》中描写的红死病意象。在《猩红疫》中，杰克·伦敦将故事背景设置在2073年，通过记叙詹姆斯·史密斯在猩红疫爆发前后的所见所闻，展现了疫情蔓延状态下人类社会和文明走向末世的图景。在故事中，瘟疫导致了家人间的猜忌隔阂、邻里乡民间的火并以及人类社会模式和文明进程的颠覆性改变。面对这一切，身为教师、肩负延续人类文明使命的主人公无奈背井离乡，返乡后在教育孙子时又力不从心，这些都暗示了一股新的思潮，即真正威胁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并不是瘟疫，而是人类自己。

　　此外，二十世纪文学与瘟疫主题间关系还有另外两个特点。首先，作家群体对瘟疫的关注更加多元。在二十世纪，几乎每一次瘟疫的爆发都会吸引作家们的关注，虽然这种关注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约翰·奥哈拉的《医生之子》、威廉·麦克斯韦尔的《他们如燕般到来》、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和凯瑟琳·安·波特的《灰色马，灰色的骑手》，都不约而同地对西班牙大流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写。此外，罗宾·库克的《爆发》对埃博拉病毒疫情做出了回应。其次，作家对瘟疫主题的诠释更加丰富。迈克尔·克莱顿在《死城》描写的瘟疫源头来自于外太空;史蒂芬·金的《末日逼近》中提及的超级流感病毒意外泄露自美国实验室;以马克思·布鲁克斯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幻作家将瘟疫主题与僵尸意象进行关联，探讨了末日世界中人类的求生历程，思考了人类与生态系统间的关系，反思了人性的边界，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4、二十一世纪的启示

　　在新的千禧年到来后，随着工业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影响力都呈现上升之势。“非典型肺炎”疫情、甲型H1N1流感疫情、埃博拉病毒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瘟疫都挑战了人类医学发展水平和各国政府防控能力。特别是近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正常国际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也印证了我们在众多文学作品中的所见，瘟疫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兴起，同时也折射出人性中的恐惧焦虑、趋利避害、勇敢不屈和同情怜悯。

　　但正如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所言，“团结定能胜利”。我们坚信，当世界各国均面临来于瘟疫的挑战时，只有通过推进国际疫情防控合作、维护和健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团结一致，协同合作，才能抵抗瘟疫的挑衅和肆虐，延续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繁荣发展。也许，这也是瘟疫为文学界带来的一个新的启示，以及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