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面对不利的冲击，区域经济受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经济受到冲击的强度，另一方面是区域自身对于不利冲击的抵抗能力。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第一个方面主要取决于疫情的强烈程度和各地应对疫情举措的后果;第二个方面，则主要看各个区域的经济韧性。区域经济韧性是指区域抵御冲击、吸收冲击，以及从外部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区域经济韧性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各区域受疫情的冲击程度。

　　一、 新冠肺炎疫情对区域经济冲击强度的区域分布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的多少是疫情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直接因素，它不仅直接影响区域中居民的生命安全，也直接影响当地企业的生产能力，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外部的城市形象。因此，疫情对区域经济会产生全方位冲击。

　　本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武汉是华中地区重镇，是京广、沪蓉两大铁路交通干线的交会地，在春运期间途径武汉的流动人口多，成为疫情向湖北省外蔓延的重要原因。为切断病毒的传播源，自2020年1月23日起，湖北多市开始实施交通管制，以扼制疫情进一步向省外蔓延。2020年2月3日以来，湖北省外30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确诊病例已实现11连降。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的疫情信息，2020年2月10日的确诊病例分布呈现出以下几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疫情重灾区湖北;第二梯队是受影响最大的省份，沿海地区的浙江和广东，以及中部地区的河南;第三梯队是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第四梯队是受影响最小的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上述病例的分布情况基本上刻画了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冲击强度空间分布。

　　第一，疫情对区域经济造成的直接冲击。一般而言，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旅游业、餐饮业、商贸业、文化娱乐业、教育等。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零售和餐饮业销售额突破1万亿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旅游和餐饮两个行业带来的损失可能会超过1.5万亿元。

　　第二，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为避免聚集性疫情的发生，国内大量制造业企业延迟开工，使得企业利润出现暂时下滑。但是，随着疫情形势趋于稳定，湖北省外的制造业企业生产逐步恢复正常，中长期制造业部门受到的影响有限。

　　第三，除了疫情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冲击，也要认识到防疫过程中一些举措的“副作用”。防疫初期，各地为了遏制疾病的蔓延，采取阻断交通、企业停业举措，随着各地纷纷复工，这些举措有所放宽，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中期影响，尤其是对产业链的冲击。由于各地政策执行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区域对中间流动部门实施政策的差异性，疫情出现前的产业链和企业的投入产出网络可能出现阻塞，因此即使部分企业复工，正常生产仍会受到影响。

　　第四，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可能体现在更多方面。比如，劳工输入大省的大量企业会面临用工荒、开工难、违约金等问题;被定义为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对物流和贸易的影响很大，会对沿海的外向型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封村、封路会对第一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养殖业可能出现饲料短缺将对中部农畜业大省的经济恢复不利。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中国各区域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已经出现，有些可能会陆续出现，做到未雨绸缪，十分必要。

　　二、区域经济韧性与疫情过后的恢复

　　面对不利的冲击，区域经济的抵抗能力直接决定着疫情对其最终的影响程度。一般而言，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现有研究普遍把产业结构视为影响区域经济韧性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和主导产业的种类。就前者来说，产业结构多样性地区面对冲击时能体现更好的韧性;相反，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经济韧性较差，从美国底特律到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普遍具有经济韧性差的问题。第二，政策和制度环境。总地来说，政府干预较少、政策环境宽松的地区，经济韧性较好。市场发育成熟的地区经济韧性较好，市场主体对信息有更敏锐的把握，对市场的波动反应更加灵活。第三，文化因素。区域文化、风俗对区域经济韧性有重要影响。更开放、多元化、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经济活动的重组和复苏，体现出更好的区域经济韧性。第四，社会网络的构成等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区域经济韧性。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分布有如下特征：从四大板块整体上看，东北地区的经济韧性最低，尤其是辽宁和黑龙江。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韧性也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贵州、云南和重庆等西南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较强，受到宏观冲击的影响较弱;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和陕西以及西南地区的广西等省(区)的经济韧性较差。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区域经济韧性较强。其中东部地区由于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受本次疫情的冲击将最为明显：在复工时间推迟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的劳工输入大省将会面临用工荒、开工难等问题，进而拉低东部地区第一季度GDP增速。韧性较差的城市主要聚集在以下几个区域：一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二是晋陕蒙和陕鄂交界处的城市，三是广西以及与广东交界处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分布整体上呈现聚集的态势，此外还存在一些分散分布的城市。但这些城市和地区疫情本身不严重，受到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根据上述分析，疫情较重的湖北、浙江和广东等省份的经济韧性较好，从产业特征、制度环境和文化因素等角度考虑，东部地区对不利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强。因此，我们要相信区域经济韧性，坚定信心，稳定预期，积极引导区域经济长期向好发展。

　　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疫情过后区域经济的恢复。根据2003年“非典”过后经济恢复的经验，第二产业恢复速度最快，第三产业恢复速度最慢，而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更高。对比2003年“非典”，本次疫情对经济影响总体可控，但面临的风险更大，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与2003年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疫情影响最大的第三产业占比大幅提升，比如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60%。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中间经历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韧性已经大大提升，加上受影响大的地区除湖北外经济韧性都较好，应对经济恢复持谨慎乐观态度。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区域格局的影响

　　由于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动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2006—2019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GDP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都在2—3个百分点之间，并没有大的起伏性变化，年度比重变化在0.5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地理位置、经济环境等更基本的因素是决定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根本因素，此次疫情不会导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决定性变化。

　　短期内疫情是否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要看各个区域复工的时间和情况。当前，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的新增确诊人数不断下降，新增治愈病例持续增加，相信到2020年3月初或者3月中旬，工业企业基本上就都具备了开工条件，此后服务业也会逐步恢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于本身区位条件以及与湖北的联系密切程度的影响，产业本身受疫情影响较小，可能会率先恢复。目前东部地区最紧迫的问题是复工时间，往年春节复工时间都在1月和2月之间。根据春节期间历史数据，有关专家估计，外来务工人员延迟10天复工会带来当季GDP损失是0.39个百分点，其中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建筑业和部分服务业，延迟复工10天会带来当季GDP损失是0.46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湖北受影响较大。2019年湖北全省实现生产总值45828.31亿元，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3809.09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9098.62亿元，增长8.0%;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2920.60亿元，增长7.8%。2019年全国GDP总量达990865亿元，湖北的GDP总量在全国GDP总量中的比重是4.6%。而此次疫情将对湖北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产生较大影响，这不仅由于疫情防控阶段对产业的创伤，而且也由于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了营商环境和治理能力的弊端，会影响到对人才、资本的吸引力。

　　综上，从四大板块来看，此次疫情对区域经济格局的最终影响为：中部地区的GDP比重略有下降，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比重与去年大体相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可能会略有上升。由于此次疫情影响最大的地区在中部地区，因此当前南北区域发展差异扩大的趋势也不会有根本性逆转;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区域经济韧性较强，江苏、上海等受到疫情影响较小的发达地区将率先在冲击中恢复，地区分化的趋势仍将持续。

　　四、政策建议

　　第一，重新审视国土空间规划。多年来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十分重视资源环境的影响，对于防灾减灾总体上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于这些全局性的疫情预防，还没有进入规划体系。如果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设计出一个模块化的区域布局模式，就可以迅速地把疫情区与其他区域隔开，使之不影响全局经济发展。

　　第二，重提“大分散、小集中”的城市—产业布局原则。从全国的城市—产业布局出发，在国家层面应当是适当分散布局。疫情冲击各地暴露出的弱点，为重塑生产布局提供了经验教训。生产布局不能忽视区域的层级性，应着眼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在国家—区域尺度上实现“大分散”，让每一个地区都能够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来，也就是所谓实现“普遍沸腾”，发挥不同区域比较优势;在城市尺度上则需“小集中”，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助力高质量发展。

　　第三，在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承载能力的同时，适当限制特大城市的规模，以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为主体，结合小城市发展，重塑中国的都市圈。人口的高度集聚也成为疫情蔓延的助推剂，为此建议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出发，加快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城市疏解，推动都市圈内部各城市间的合理化分工。建议从国家规划的角度，控制特大城市规模，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城市数量，以平衡人口的地域分布。

　　第四，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进行多中心城市改造。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特大城市，单中心的布局模式还是很明显的。在单中心的空间布局下，社会经济资源集中于某些节点，不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应当将多中心改造作为提升城市资源承载力、优化城市治理、增进城市安全性的重要途径。

　　第五，集中力量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本次疫情波及范围远超2003年的“非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初期预警不足。此外，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少数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存在失职失责的现象，有悖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本次疫情过后，地方各级政府需要总结抗击疫情中存在的问题，补齐短板，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信力。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