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是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党在延安时期的这段历史，既是一部党团结人民进行浴血奋战的斗争史，也是一部党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辉煌建设史。延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向度、科学向度和大众向度。这三大向度既是延安时期文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民族向度：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时期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任务，就是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而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集中体现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特征，彰显着文化建设的民族向度，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是积极营造氛围，争取更多的人参与全民抗战。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提出：“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在自身力量不够壮大的时期，我们党就能够坚持以开放的姿态和英勇的担当精神，去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实现全民族抗战，体现了恢宏自信的战略视野和包容气度。

　　二是成立文化组织，引领全民族抗日舆论导向。1936年11月我们党在陕北保安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强调其主旨就是要争取和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就是要以文化的力量来动员抗日的力量，建立最广泛最有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抗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既存在帝国主义的文化，又存在着半封建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可以说，这些鲜明民族独立个性的文化主张，集中体现着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全力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最大努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从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高度来强调文化建设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民族向度。

　　科学向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纵观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尤其是这一时期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普及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主流，彰显着文化建设的科学向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学理性资源。

　　1937年七八月间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回顾中国革命最初十几年“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曲折道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逐渐成为延安时期我们党不可回避的任务之一。毛泽东认为，总结历史经验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真正达到总结历史的目的，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而犯下的。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认为过去哲学的通俗化已经不能满足抗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现实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深入传播，为抗战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论其内容和形式都必须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表明中国特色理论形态的形成，则是主要通过“两个结合”来实现的：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突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突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征。在党的文化思想指引下，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科学向度体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向度：面向广大普通劳动群众

　　延安时期我们党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以一种为劳动群众所乐于接受的形式，践行我们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团结群众的宗旨意识群众路线。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大众向度，就是要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通俗易懂的东西，带进人民大众当中，让人民大众掌握，成为人民大众勇敢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文化建设的主要接受者和运用者，因此应当成为文化建设工作最基本的服务对象。

　　延安时期文化建设大众向度的推进过程中，有一个实例比较典型，就是《大众日报》的成功创办与发行。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创立的《大众日报》，始终秉持群众观点，始终依靠群众办报，办报方式不断创新。特别是《大众日报》紧密结合抗战主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具有很强的民众亲和力，缩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成了人民大众喜欢的理论读物。毛泽东也曾经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大众向度，以一种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风和气派呈现，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多地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行走到田间地头，学习和吸取到了普通劳动群众的质朴本色，培养了对普通劳动群众的深厚情感。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文化建设领域中文艺工作者的大众化，正如毛泽东所言，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在毛泽东的倡导和重视下，延安的文艺宣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别出心裁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首创之作。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诗歌、文学等在各个文艺领域都不断推陈出新，延安文艺呈现出一种繁荣兴盛的可喜局面。与此同时，各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文艺也生气勃勃，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大众化起到了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概而言之，以民族、科学和大众为向度的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探索和成功实践。回望这段历史，扎根民族、立足科学、面向大众的延安时期文化建设之路，不仅呈现一种开放包容、勇于担当的生动画面，还折射出我们党文化自信的历史风骨和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