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理论层面分析繁荣与萧条的话，那么短期而言，繁荣与萧条的更替源于总需求围绕总供给波动所引发的经济景气度的周期变换；但长期而言，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来自有效供给对有效需求的回应与引导。也就是说，短期中，“凯恩斯定律”能够治愈因需求不足所引发的经济萧条。这里假定总供给恒定，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向经济系统注入更多“燃料”以增加引擎的马力，使疲软的国民经济重获复苏动力，实际产出也就随之向潜在产出复归；长期中，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就会彰显其古典主义的独特魅力。若因技术进步放缓、资本效率下降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引起了经济引擎内在结构老化以及“燃料”库存的收缩。这时，单纯依靠需求刺激就会显得捉襟见肘，所以应及时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及时升级经济增长引擎并寻求新型的“高能燃料”，从而稳步扩大潜在产出，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近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加大，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但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潜在总供给弱化是经济增速下降的根源。从多种指标来看，目前，国民经济供给端与需求端似乎都呈现出疲软状态。因此，在医治经济体系顽疾之前，找准病根就显得弥足重要。笔者认为，当前供给水平弱化是主要矛盾。表面上，虽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但实质上却是有效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我们不妨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分别讨论。
从宏观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潜在总供给呈现出持续弱化态势。理论上说，一国潜在总供给是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等参数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就要素供给而言，以往要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已显著弱化。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随着人口红利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显现，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同时，土地供给刚性加剧，土地成本加速上升；企业融资成本与流通成本亦高居不下。第二，技术进步放缓，后发技术追赶优势弱化。我国过去与发达国家有技术水平代差，能够通过引进和消化使技术水平短期大幅提升，但随着技术水平逐渐趋同，后发追赶优势弱化。又因教育理念滞后以及对创新成果保护不够，自主创新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已无法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第三，制度变迁的滞后阻碍了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首先，因户籍管制和地方垄断，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以及很多商品在跨区域流动中面临多重梗阻，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仍未形成。其次，法治体系不健全给经济活动增加了交易成本，同时也使企业家对通过创新投资改善生产技术的市场预期缺乏信心。
总供给水平虽然弱化，但部分行业却面临着严重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煤炭、玻璃等行业严重滞销。有不少低效企业因地方保护，持续享受着地方财政补贴与银行续贷，占据着大量金融资源与生产要素，严重降低实体经济的效率，制约新经济和新业态发展。货币宽松虽如期实施，但资金趋利性决定着其流动方向，于是乎就在金融系统内形成了大量空转的资金泡沫，经济金融化与高杠杆形成的金融隐患随之加深，需求管理效果逐步受到削弱。
从微观层面来看，也存在严重的供需错配。一方面，传统低端产品供给过剩，衣服、鞋帽、粮食等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另一方面，中高端产品供给又严重不足，使很多居民跑到海外大量购物。例如：一些年轻父母因担忧国产奶粉安全问题，专门去国外抢购奶粉；海外市场中的锅碗瓢盆等日用品甚至都成了国民的抢手货；粮食供给过剩，但国内很多中高档餐厅却因国产面粉口感与质量不达标，转向从国外大量进口。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否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呢？
今后应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总供给的结构、质量与效益，使国民经济走出供给端弱化的困境。确保有效供给能够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推动经济体系稳健化出清，完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为此，我们应当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低效企业破产退出机制，推进产能优化重组，完成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重构，稳步实现市场出清。首先，逐步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领作用，使其向能够产生最优产出的领域流动，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其次，重构国民经济微观基础，坚定淘汰落后产能的决心不动摇。因刚性兑付与预算软约束，很多低效企业占据着大量的资金与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优胜劣汰之功，尽快建立低效企业破产退出机制，加快对产能过剩、高污染与高能耗等旧业态的淘汰重组，为新业态成长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在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制度供给上多管齐下，优化总供给函数中的相关参数，提升总供给的规模、质量与效益。首先，一方面应稳步放开二胎，提高我国年轻人口的数量，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口质量红利。优化教育结构，积极借鉴德国经验，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共同发展，高端研究人才与应用技术人才协同培养，助力产业结构高端化。同时应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土地流转，缓解土地成本上升压力。其次，强化创新驱动，实施跨越式自主创新，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铸经济增长新动力。最后，重视制度供给的作用。一方面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视人本型城镇化，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梗阻，实现人尽其才。人本型城镇化亦能拉动消费需求，并有效化解城市中房地产市场的库存，降低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应强化法治建设，将潜在矛盾化解于制度框架之内，降低微观主体的交易成本，为创新驱动和市场化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切实稳定企业家的经营预期。
第三，宏观政策要托底，牢牢守住社会风险底线。首先，货币政策应适度宽松，有效化解潜在通缩，为新兴行业及时输入新鲜血液，使经济体系规避结构调整阵痛期可能引发的“休克风险”。其次，积极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逐步完善激励相容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懒政怠政”，有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消费和投资，其间亦能使民生得到改善。最后，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分配。要切实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微观环境重构过程中失业的劳动力做好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守住社会风险底线，确保结构优化改革与宏观大局稳定之间能够达到有机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