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政府补贴悖论》一文中曾说，政府给穷人补贴，最后受益者未必是穷人。商品过剩，给穷人货币补贴穷人会受益；但若商品短缺，补贴穷人则不如推进供给。至于怎样推进供给，限于篇幅那篇文章没有谈，其实我的观点，办法之一是减税。从财政角度看，减税是财政给企业让利，也可看作是政府对企业的补贴。

　　这样讲，我想读者一般会同意。但如果我说政府减税未必就是补贴企业而也可能是补贴消费者，很多人恐怕会一头雾水。我写这篇文章，正是要讨论怎样判别政府减税的受益者。或者换句话说：政府在何条件下减税是补贴企业；在何条件下减税是补贴消费者。若弄清了这一点，即可推出今后结构性减税该如何安排更合理。

　　说政府减税有可能是补贴消费者，并非我的主观臆断。想想2009年启动的结构性减税吧，读者可知道此次减税的背景？原来，2007年底颁布新劳动法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大约升高了20%，这样一来工资就挤占了利润。不巧的是，次年又遇上美国金融危机，内外交困，当时不少企业喊救命，为了救企业，政府这才启动减税。

　　是的，看上去那次减税是补贴企业，但我却认为是在补贴职工。事情明摆着，若任由工资挤占利润，长此以往企业可能会关门。企业一旦关门，不仅提高的法定最低工资不能兑现，而且职工还得下岗。可见那次减税不过是政府替企业给职工加工资，不让工资再挤占利润，此举虽也减轻了企业压力，但补贴的真正受益者是职工不是企业。

　　以上当然只是特例，事实上，消费者也并不总是减税的受益者。比如政府给企业出口退税，受益者就是企业，与国内消费者无关。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组判据，可一目了然地判定谁是减税的受益者。这问题有点难，但不是绝对找不到。我的思考是这样：政府加税企业可转嫁税负，那么减税后补贴是否也有可能转移？思来想去，我的答案肯定。为便于理解，容我先从税负转嫁说起。

　　所谓税负转嫁，是指政府加重对企业征税，企业自己不承担，却将税负转嫁给了消费者。企业是怎样将税负转嫁出去的呢？要明白这一点，需借助需求弹性来解释。一种商品价格变动带动了需求变动，其变动率的比值就是需求弹性。如某商品价格上涨10%，需求减少了20%，即弹性系数是2。经济学说，弹性系数大于1，需求富有弹性；反之则缺乏弹性。

　　需求弹性与税负转嫁有何关系？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若政府对生产酱油的企业加多征税3%，由于消费者对酱油的需求缺乏弹性，酱油降价不会多买，酱油涨价也不会少买。这样企业将酱油价格提高，销售不会减少，于是加多的税负就转嫁给消费者了。相反，若某商品需求弹性高，价格上涨会导致需求大幅下降，这样税负就转嫁不了，只能由企业承担。

　　由此可见，企业税负能否转嫁，关键在商品能否提价，而商品能否提价，又决定于需求是否有弹性。若我们把角度倒过来研究减税，道理也相通。前面说，减税是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这种补贴会否转移，关键在商品会否降价，若能降价，减税的受益者是消费者；若不能降价，减税的受益者是企业。而决定商品会否降价的因素，也是需求弹性。

　　个中道理其实简单。假如某商品需求缺乏弹性，降价后需求不增加，企业不会降价；若某商品需求具有弹性，如降价5%，销售可增加10%，企业就有可能降价。为何说只是有可能降价？因为企业最终是否降价还要看商品供求。这是说，减税（补贴）会否转移，需从商品供求与需求弹性两个维度考量，对此我们可分四种类型分析。

　　类型一，商品短缺与需求弹性大。一般说来，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不会降，减税（补贴）的受益者是企业。但这只是从短期看，若从长远看，由于该商品需求弹性大，供应又存在短缺，政府减税必推动企业扩产，这样随着供给增加，待以时日商品必降价，而商品一旦降价，补贴就会向消费者转移。

　　类型二，商品过剩与需求弹性大。在此情况下减税，补贴会转向消费者。商品供过于求，价格有下降压力；而需求弹性大，意味着价格下降会带动商品销量大增。企业可以薄利多销，当然会选择降价，不然产品卖不出，减税力度再大企业发展也将难以为继。

　　类型三，商品短缺与需求弹性小。政府对此类企业减税，受益者是企业，补贴不会转移。一方面，由于商品供不应求，企业不会降价；另一方面，由于需求弹性小，即便降价商品销量也不会同比增加。但要指出的是，对这类企业减税可推进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短期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类型四，商品过剩与需求弹性小。政府对此类企业减税，补贴的也是企业。不过此类减税与第三种类型不同，不仅消费者不受益，而且对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商品已经过剩，需求弹性又小，商品降价也不可能减少过剩，反而对过剩会火上加碳。

　　最后再说减税安排。时至今日，推行结构性减税已成定论，当下的问题是怎样减。据上文分析，若要兼顾企业与消费者利益，并考虑到国家现有财力，我认为政府应优先对第一类企业减税，然后再为第二类企业减，第三类企业也可适当减，对第四类企业则完全不必减。减税作如此安排，读者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