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游客维权事件，它是社会治理领域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的一次集中展现。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成为治理变革的起点。这起事件的价值在于，以此为契机，进行一次彻底反思，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社会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社会治理新常态。
青岛“天价大虾”事件之后，社会各界也从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进行了理性分析，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更好地参透其产生的缘由和发展脉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供镜鉴。
作为社会公共事件，其产生看似偶然，但放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视域下，它的产生和发展又具有必然性。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游客维权事件，它是社会治理领域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的一次集中展现。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成为治理变革的起点。这起事件的价值在于，以此为契机，进行一次彻底反思，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社会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社会治理新常态。
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在治理理念方面，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统筹兼顾、协商协调的理念，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的理念。在运行机制方面，逐步实现政府运行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方向转变，着力健全和完善政府运行的协调机制、决策机制和监督问责机制。在治理方式方面，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控、压、罚的社会管理方式，更多地通过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采用平等的沟通、对话、协商等办法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完善预警机制，提升政府战略管理能力，建设“有预见性政府”，对那些可能出现的危机或问题要做出及时预测，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厘清多元主体边界，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许多领域存在“多头管理”问题，但出现问题后却陷入“多头不理”的尴尬境地。哪些该归政府管？归哪个部门管？哪些事不归政府管？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首先，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实现“政社互动”。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市场的自律、社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管理为基础。在一些政府不适合做而市场又不愿意做的领域，社会组织可以承担相应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其次，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政企互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能管得太死，又要让政府尽到“守夜人”的责任，监督市场的合法运营。再次，厘清社会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企社互融”。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虽然宗旨目标和行动逻辑不同，但在社会治理中它们却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实现协同行动、相互促进，发挥其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共生关系”，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繁荣则依赖于企业组织正常运营和承担社会责任。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两两互动”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三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形成互惠合作、资源共享和彼此依赖的互动机制和组织结构，促成三者之间相互“增权”。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借助上级行政权力组织起来进行执法整顿的“老套路”难以形成长效的执法动力和压力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实行“互联网+社会治理”，才能建立解决类似“天价大虾”事件的长效治理机制。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必须在研究现代社会治理内在本质、客观规律、运行机制及方式方法的基础上，创新立法机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大部分民众来说，法治就是“街头法治”，一线执法者是“街头法治”的主要承担者，所以，“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法治的上层建筑只有打通通往街头的“最后一公里路”，执法乱象才能越来越少。另外，互联网由于其共享性以及广泛的用户群，将有效打破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放大市场的力量。消费者可以利用“大众点评”等互联网产品分享信息，呈现店铺的信用情况，为他人消费提供参考。进一步来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该顺应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工作模式，整合社会治安、信访、城管、安监、民政等各类相关数据，建立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实现社会治理从“运动式、粗放型”向“常态化、精细型”转变。
健全舆论引导机制，营造良好治理环境。现在是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网络舆论呈现出快捷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等新特征。游客的损失容易弥补，但这件事给当地带来的伤害，恐怕短期内难以修复，一个城市要想建立维护良好的形象，就必须补上舆情短板。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研判预警机制、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机制、网络舆情引导协调机制，强化舆论阵地建设。改革社会治理体制还应当从重建社会信任关系、培育良性社会治理文化、培育国民公共精神等多个方面来营造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文化具有“教化、规范、认知、整合、沟通、传承、娱乐和凝聚”等多种功能，社会治理离不开文化的引导与推动，需要良好的精神文化基础，文化因素一旦转变为人们的信念，就会使行为者积极主动地为这种信念做出努力。通过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