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作为先秦文化的重要源头，涌现出吕尚、管仲、晏婴、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先圣先贤，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仅就“富民”思想而言，齐鲁先贤的不少思想主张今天看来仍有很好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治国之要，首在富民。齐鲁先贤，不论孔子、墨子，还是管子、晏子等，都秉承了《尚书》“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从而对古代的国家治理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管子·治国》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认为，治国之要，首在使民众富裕，民众富裕就易于治理，否则难以驾驭。因此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比较富足的，社会政治混乱之国常常与贫穷相伴。在管仲看来，道德水平与经济水平相辅相成，经济水平高了，道德水准自然而然会提高，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而形成了先富足而后方可教化的思想。孔子亦是如此，《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由此可见，孔子把“足食”放在首位，认为为政为官者，应首先考虑民众的生活问题，只有生活富足了，才能对其进行礼仪教化，社会才能进步，因此《论语·子路》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知，管子、孔子主张民众先富而后礼、后教的思想和具体做法，与《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一脉相承，并且逐步形成了先秦时期延续不断的重民思想传统。

　　因地制宜，重视工商。齐国开国之君吕尚初到齐地时，面对的环境非常恶劣，地多盐碱，不宜耕种，人烟稀少，荒草丛生。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吕尚因地制宜，在注重改良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鱼盐等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渔盐业、丝麻纺织业等手工业，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此外，他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着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商的外贸政策，如桓宽《盐铁论》载：“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

　　利民惠民，与民恒产。管仲辅佐齐桓公，注重发展经济，“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曾褒扬施恩惠于民的郑国大夫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弟子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止)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如果能做到广泛地施惠于民，并能在贫困时救济大众，哪里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担心难以做到呀!孟子主张给民以恒产。他认为，君主应使民众对土地拥有常年耕种的权利。恒产不仅是农民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也是统治者能否有效实行统治的重要条件。《孟子·梁惠王上》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百姓有了固定的土地，有了生活保障，还要办好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等道理来教育他们。百姓衣食无忧，加之良好的文明教化，君王的地位就必然稳定。

　　推行仁政，轻徭薄赋。富民是爱民的最好体现，作为执政者，首先要对民众有仁爱之心。孔子面对“苛政猛于虎”的现实，极力倡导仁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倡导“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赞扬大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论语·泰伯》)。管子坚守对老百姓“爱之、益之、利之、安之”的主张(《管子·枢言》)，提出“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敛”的政策(《管子·小匡》)。晏子面对“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的广大灾民，劝谏齐景公不能终日声色犬马，不顾百姓饥寒，力陈不爱民恤民之害，促使景公赈济灾民。又劝谏齐景公轻徭薄赋，不能“厚取于民，而薄其施”(《晏子春秋·问上》)。景公好大喜功，不恤民力，长年役使百姓，修筑高台、宫殿、道路，百姓不堪其苦。晏子以楚灵王的事实做比较，警示景公不恤民力的危害，劝其停止这些工程。孟子也主张施行仁政，轻徭薄赋，他劝谏当政者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勤劳致富，以贫为耻。富裕是民众的普遍愿望。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充分表达了他对富贵的态度。但是，富裕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得来的，要靠自己的勤劳，通过辛勤劳作才能致富。孔子鄙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并且说：“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国家政治清明，别人都逐步富裕了，而自己还总是贫穷，那就是耻辱。致富是每个人的事，不能只是依赖国家和别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

　　拒奢尚俭，节用裕民。晏子反对奢靡之风，反对厚葬，倡导勤俭节约。《史记·管晏列传》载：“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直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晏子春秋》对晏婴的节俭多有记载。例如齐景公赐他千户之县为食邑，他一再推辞不受。为他建新宅，赐良马大车，也不接受。一件狐裘穿三十年不舍弃。这种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为齐国君民树立了良好榜样。荀子著有《富国》一文，其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荀子认为，国家实现富足的途径是节约用度，妥善储藏多余的财物。节约费用依靠礼制，使民众富裕依靠政策。他认识到生产、分配、消费是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生产是基础，而分配和消费制约着生产。墨子甚至发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的警告，认为节约是富国安邦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