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儒学兴盛和发展的朝代，满洲人凭借儒学政治与文化核心成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同属一个王朝的纽带，有效治理了中国历史上情况最为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使清王朝登上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巅峰。清代儒学经世致用、注重启蒙，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但因失去治学特点而逐渐走向世俗化和功利主义，在历史变迁中与国家的生命力一起衰竭。

　　封建专制主义的巅峰

　　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尊卑有序的家长制全面统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道德规范。隋唐以降，科举制度进而使阶级跃升的管道畅通。无论之后如何战乱纷争，江山易主，儒学核心始终确保了农业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清王朝亦如是。

　　明末大凌河之战，皇太极被明朝军士坚贞不屈的气节深深震撼，认为这是“读书明理之效”，由此开始重用汉臣，开八旗学校，学儒典，从儒礼。明朝灭亡的天崩地坼之际，满洲人面对庞大的农业文明，可作出的抉择不多，他们笼罩在几百年前元朝迅速败亡的阴影中，惟有继承明制，延续儒学的文化与政治核心地位。多尔衮入关之后，原明朝官员一概录用，皇权之下，三省六部有效运转。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南书房、军机处结合，成为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开科取士，“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摊丁入地，永不加赋，引进高产作物，推动中国人口持续暴增;改土归流，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凭借着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有效性与儒学核心政治的适应性，满洲人迅速统一了中国，整合社会资源，重建家长制社会，有效治理了中国历史上情况最为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使清王朝登上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巅峰。

　　儒学核心的大一统王朝

　　满洲人成功进据中原与其军事民族的特性相关，而清政府长期治国理政则是赖其迅速确立的儒学核心政治，并以此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衡。这一平衡不仅限于满洲人自身，也涵盖了边疆各少数民族。海外清史学派认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成功，都没能覆盖东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但事实却相反，清代版图西至雪域，北覆荒原，正是以儒学统摄四方，安抚天下。因为，儒学中至要的“和”即是以差异化为哲学前提的文化主张：“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儒学承认世界的多样性，亦追求差异性之中的和谐，扩展到政治领域，儒家文化既承认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亦追求并存与融合，以实现国家民族的统一与稳定。

　　儒化的满洲人谙熟怀柔远人的手段和方式，反客为主，以宗教、文化、风俗、共性为基础，消解族群之间的诸多矛盾，协调边疆与中央的既得利益，促进合作，获得平衡，达成互补，有效维持了王朝的安定团结。孔子的“和而不同”表面上探索的是社会规则，而其内涵却被满洲人泛化，用来达成政治诉求，理顺政治秩序，从而构建大一统的封建多元社会。

　　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让醉心于武力征服的马背民族转了个弯，全盘儒化的满洲人开始成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同属一个王朝的纽带。在木兰秋狝的号角声中，热河行宫肇建，长城边塞崩塌，现代中国宏括东亚的万里疆域由此奠定。

　　经世致用的清代儒学

　　清初，清政府以明朝灭亡的原因为镜鉴，认为道德情操的丧失和伦理纲常的废弛是其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倡并推行程朱理学。该派作为道德神学，通过赋予儒家神权而使其抽象化、心性化、逻辑化、真理化，将社会整体价值观在儒学框架内构成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但清初儒学却反而整体转向，兴起注重考据、摒弃空谈、注重启蒙的学风，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理想，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实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对清代儒学的整体发展历程影响至深。清代实学扬弃晚明儒学的晦涩玄理与沉沦萎靡，主张言之有物，客观实证，将儒学哲思世俗化，以天文、地理等自然规律和吏治、典章等社会治理诸多领域为研究目标。黄宗羲提倡以修儒为心学之本，力主穷经、治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主张“天下之法”，以此限制封建专制，确保民权。顾炎武开风气之先，“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将治学和道德修养与经世济民高度统一。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强调思维与实践的相互作用，“思学兼致之实功”。

　　颜李学派于17世纪中叶在中国北方兴起，“实文、实行、实体、实用”，高举实学的旗帜。颜元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批判其空疏，崇尚实学，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重视“习行”教学法，推行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李塨继承并发展颜元的思想，强调因行得知，不能离行言知。“格物致知，学也，知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有益于世道，倡导亲身习行践履。“致知在格物者，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在土地政策上，李塨主张恢复井田制，或限田、均田，视之为仁政，他还反对科举制度，主张乡举里选。

　　乾嘉学派的影响同时贯穿清中期。在乾隆皇帝大力提倡经学考据的背景下，“古典考据学独盛”。儒家的治学方法复兴了汉代的训诂、考订，注重联系实际证据，理论创见趋于谨慎。该派同样主张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结合，学派文风朴实简洁。因上述特点，也被称为“汉学”“考据学”“朴学”。吴派和皖派是乾嘉学派的两个重要支派。吴派奉汉代经学研究为经典，对其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述而不作，“唯汉是信”，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皖派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直探儒家经典义理，重视思想和理论建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乾嘉学派兴盛了百年，在训诂、考据、音韵、文字、历史、地理、考古、数学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今文学派昌兴于两汉，因与迷信神学合流而衰，又复兴于清中期，成为道光朝儒学的重要流派。今文学派以《春秋》公羊义理为宗，阐发政治主张。龚自珍、魏源发展了今文学派，与现实结合，使其逐渐变为一种政治学说，对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产生了深刻影响。后康有为托“公羊改制之义”推动戊戌变法，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儒学贯穿了整个清代，主导了社会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分化与发展。各派皆由经世致用发端，分化之中仍保持兼采汇通，最终同质化。失去治学特点的儒学逐渐走向世俗化和功利主义，生命力枯竭，在新思潮与社会变迁中步入末路。

　　清代儒学的终结

　　清王朝国祚268年，与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一样，经历了完整的盛衰周期，其历史因素也因几千年来儒家政治核心的局限性而大致趋同。政治的僵化与文化的专制，决定了清代走不出历史周期率的迷途。然而，世界正在与时俱进。康熙皇帝为诸宋儒和岳麓书院题写“学达性天”匾额的时候，牛顿提出了三大运动定律。乾隆皇帝设立四库全书馆之时，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在清全盛时期，即因文化的桎梏种下衰退的种子。

　　经济上，清代前期经历了土地资源重新分配整合而发展至全盛，在后期经由土地大规模垄断兼并所导致的农民革命而逐渐衰落。清王朝错过了工业革命，始终是农业文明，也终结于农业文明的宿命。

　　政治上，清王朝前期因继承完整的儒家体系而构建了稳定高效的政治体制，在后期也因儒学的僵化而沉沦。清王朝没有启蒙运动的土壤，始终是儒家社会，也终结于儒家社会的宿命。

　　儒学的核心使命是发挥高台教化，建立秩序，修己安人的社会价值，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垂直管理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其学术崩坏，社会体系即瓦解。“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内外各种复杂的冲击，儒学文明核心逐渐式微。儒学丢弃了经世致用这一 最后赖以生存的基础，再度空泛化，玄学化。儒生沉迷于形式得利，沦为犬儒，学术研究没落为出将入相的手段，失去了治学精神。

　　儒学继核心地位丧失之后，开始了制度性的剥离。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这所综合性大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尽管在开学典礼上，学生对着孔子像行三拜九叩大礼，西方教师亦鞠躬致敬，但是中国传统官学体系此刻正在解体。戊戌变法失败后，冯桂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上述理念经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支持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的实践，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路径。然而“中体”始终没能发挥纽带的作用，儒学核心在20世纪初难以为继，没有成为可行的过渡性模式。这一时期，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儒学文化交融，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近代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也彻底冲击了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

　　儒学支撑了华夏文明2000年的运转，当其架构崩塌之时，中国社会即开始重组。随着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入侵古老中国，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清代中国思潮混杂，大门洞开，秉持儒家核心政治的清政府最终无力支撑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自此落下帷幕。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与金、辽、元大相径庭，却与唐、宋、明殊途同归，其国运随儒学的兴而始，亦因其衰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