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是“文革”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历史必然，既是国内社会主义探索演进大势所趋之历史必然选择，亦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大势所趋之历史必然抉择。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是胡锦涛建党90周年讲话中提出的“四个选择”基本论断之一。那么，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站在今日改革时代，以改革相关理论阐释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固然不乏精彩之论;但既言历史选择，则应立足史学研究视角，亦即重回历史现场，考察梳理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历史演进之脉络，进而解读历史和人民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探索陷入困境与寻求改革新路，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抉择的根本动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部在探索中不断演进的曲折发展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走自己的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谓是走过一段艰辛的历程。可以说，正是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探索的传承接力，才铸就了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
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时曾说：“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①那么，总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沿革史，尤其考察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之必然选择，则更不能“丢掉毛泽东”。因为，没有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失误，“文革”后的中国就不会寻求社会主义改革创新之路。对此，邓小平曾认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②
尽管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者和开拓者，探索初期，他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并且取得了探索的良好开局，但他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十年“文革”内乱等一系列重大失误，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陷入极大困境。
由于“文革”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不仅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科教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而且百姓生活亦极其贫困。针对“文革”以来党内外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纷纷质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改革新路，并由此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探索。
正确判断时局与频繁出访活动，为改革开放提供基本依据及外部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出台，与我党对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时局发展变化的正确判断分析是分不开的。“文革”结束后，“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可以说，1978年的出访考察活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出台的强大的外部推动力，它使党和国家进一步打开了眼界，增进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了解，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向西方学习长处，开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决心。
“文革”后农村自发改革探索实践，成为人民要求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
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同时也是人民的选择。“文革”十年内乱期间，不同阶层人民群众深受“极左”路线、政策之苦;“文革”结束后，广大农村极为贫困，有2.5亿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因而，在要求纠正“文革”错误、全面拨乱反正中，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的改革呼声也就最为强烈。
1977年11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历时三个月、巡行1500多公里的广泛调研后，出台了“文革”后中国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改革性文件。具体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加速生产发展;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上述内容，后来成为安徽省委“六条”。虽然，这份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文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触动了一些所谓的“原则问题”，但建立在广泛调研、勇于为民请命基础上的改革文件，在当时无疑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与拥护。在安徽省委“六条”中，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最受农民欢迎，因而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后来，安徽农民能成功渡过1978年的百年不遇旱灾，与安徽一直坚持农村改革是分不开的。
安徽农村改革在全国具有示范性效应，在安徽省委“六条”出台不久，随后的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亦即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二条”。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是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大胆尝试，是“文革”后农村自发改革的伟大实践。随着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搞起“大包干”，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正式拉开。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党思想解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先导
“文革”后的中国能够实行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做出的历史必然选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前，农村自发改革与全国真理标准讨论可谓互相推动，农村自发改革率先突破“左”倾错误路线的藩篱;而真理标准讨论，则解放了全党的思想，不仅为支持、推进农村改革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且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抉择的思想理论先导。
思想解放往往对社会变革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不断推进的。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口，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推动全党的思想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便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这也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随着讨论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始终站在讨论的最前列，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大力支持讨论，倡导解放思想。
经过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激烈思想交锋与政治较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终于动摇了“文革”“左”倾错误路线，使曾经一度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打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这样就不仅拉开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序幕，而且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先导，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20世纪60~7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浪潮在全世界兴起，新的世界战争与革命随时可能爆发的既定论断已被打破。针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1977年9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代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也不符合现实了。”④尽管“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国际时局的发展变化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但由于“文革”十年，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几乎断绝，已无法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因而迫切需要走出国门看世界。在中共中央组织下，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考察出访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从出访人员看，“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共到达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11个国家。”⑤不同层级考察团出访考察归国后，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共同的感慨：没想到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是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百姓生活水平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