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华商史成为华侨华人史研究的重点领域。海外华商随着宋、元时期私商贸易的发展而兴起，至明清时期，东亚、东南亚的海外华商网络基本形成。晚清以降，海外华商逐渐向美洲、欧洲、大洋洲扩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的外资中很大一部分是华资，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华商不仅为所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期三篇文章既有对海外华商史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的探讨，又聚焦海外华商网络与东南亚华商群体两个研究热点，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20世纪90年代，“华商网络”这一概念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随后被广泛运用于海外华侨华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研究中。以此为基础，龙登高、庄国土等学者进一步阐释了“海外华商网络”的概念，并对其发展进程和历史地位做了初步探讨。一般认为，海外华商网络是以五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利益为目标构建的泛商业网络，主要包括海外华商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两个层面。海外华商网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宋元至明初(约11—14世纪)是海外华商网络的奠基阶段。宋代以来，在中国经济重心持续南移、造船与航海技术迅速发展及中原王朝海外贸易政策相对宽松的背景下，以闽南商人为先锋的华商群体积极发展海外私商贸易，并逐渐取代“蕃商”成为东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主导者。其中一些华商长期侨居海外诸港，形成以港口为中心的早期华侨社区。据《明史·三佛齐传》记载，明初洪武年间，仅苏门答腊的巨港(亦称旧港)一带聚集“华人流寓者”，就达“数千家”。宋元明初之际的海上私商贸易与传统的朝贡贸易并行不悖，由设立于东南各主要商港的市舶司管理，二者共同织就华人主导东亚、东南亚贸易的时代。但客观上讲，这一时期的海上私商贸易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并以“中国商品、中国帆船和中国市场”为依托的，而海外的华商经贸与社会网络虽已萌芽，但并未成型。

　　明初至19世纪中叶是海外华商网络形成及区域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清两朝实行间断性海禁政策，以中国东南地区为依托的合法海商贸易迅速衰落，与此同时，海上走私贸易兴起，华商经贸网络向海外转移。海外华商网络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其一，大批无法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海商定居海外，他们与宋末元初避居海外的宋朝遗民及其后裔一起推动海外华人社会不断壮大。至明末清初之际，在泰国北大年、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缅甸江头城等东亚和东南亚海港已遍布华人社区。其二，由零散的贸易向大型武装海商集团转化，进而主导构建起海外华商网络。在17世纪中叶郑氏家族主导东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的时代，北起日本，中经中国台湾，南至东南亚的海外华商贸易网络空前繁盛。海外华人社区与经贸网络的发展共同推动海外华商网络形成。

　　以郑氏家族的覆灭为标志，华人武装海商集团走向衰落，同时欧洲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与贸易扩张持续推进，在此背景下，海外华商网络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其一，华商经营领域的多元化。新的海外华商网络不再是单一的转运贸易，而涉及商品生产、加工、运输、贸易、市场等多个环节和领域，推动海外华商网络向纵深层次发展。特别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一批华商投资经营种植业，槟榔屿等地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一度为华人所垄断，造就了一批华人富商。其二，海外华商网络的区域化。至19世纪中叶，东南亚各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已达150万左右。在巴达维亚等华商聚集的港口，华人移民超过10万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亲缘、地缘为单位的华人组织不断涌现，如在槟榔屿，闽籍与粤籍华人组建了“广福宫”，既作为处理华人事务的协调组织，也致力于为华人发声，维护华商权益。海外华人社区的壮大推动海外华商社会网络的发展，并为华商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商品消费市场和生产、加工基地，成为海外华商网络区域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19世纪中叶至二战前是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海外华商网络持续发展，并融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阶段。这一时期，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了巨大生产力，加之英国、荷兰等国在东南亚持续的殖民扩张与经济开发，传统的海外华商网络被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同时，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压力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华工出国，至20世纪初，仅被贩运到东南亚的华工就超过200万人，华侨华人总数达到400多万。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争频仍，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热潮上升。至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及其后裔总数已达1000万左右。不断扩大的东南亚华人社会成为海外华商网络的依托与基础。

　　这一阶段，海外华商中的有志之士借力欧洲人主导的东南亚贸易与开发热潮，大规模投资经营种植业、采矿业和转口贸易等领域，在推动华商经济崛起的同时，构建起较为成熟的华商网络。尽管拥有传统优势的华人制糖业受到欧洲现代化制糖技术的竞争而走向衰落，但华人种植业和采矿业发展迅速。华商资本在东南亚的香料、烟草、棉花等种植以及以锡矿开采为龙头的采矿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来自中国的华工亦是种植园和矿场最重要的劳动者。随着种植业与采矿业中华商经济的崛起，海外华商社会网络的构建日渐成熟，与华商经贸网络同步发展。例如，槟城闽籍华商五大姓(邱、杨、谢、林、陈)通过姻亲与商业联系，构筑起一个以槟城为中心，涵盖马来半岛、北苏门答腊与暹罗南部等地区的紧密经贸网络。

　　20世纪中叶以来，是海外华商网络区域性与全球性并行的梯级发展模式逐渐形成的时期。其一，区域化范围更广，层次更深。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华商经济迅速崛起，并与东南亚华商网络不断融合，在资本、技术与产业等领域实现优势互补，构建起紧密的金融与经贸网络。以此为基础，原以东南亚为腹地的海外华商网络向北扩展。其二，海外华商社会网络的实体化。华商主导或参与的社团组织是海外华商社会网络的实体结点。早期海外华商社团大多以亲缘和地缘等为基础结成单一性质的宗亲会、商帮等，至20世纪以后，区域性海外华商社团的兴起成为海外华商社会网络实体化的标志。这些新兴社团以区域性为特点，成员来源更加广泛，社团规模也更为庞大。

　　借助遍布全球的华人社会网络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海外华商网络逐渐溢出东亚、东南亚范围。海外华商网络的扩展基于以下动因。其一，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广泛性与世界华人认同感的加强。20世纪后期以来，东南亚华人的再移民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推动世界各地区海外华侨华人数量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大大提升了全球华人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华人认同”为海外华商社会网络的扩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其二，海外华商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为全球性海外华商经济网络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崛起为海外华商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形成一个对全球华商的向心力，由此推动全球性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兴起。

　　在海外华商网络区域性与全球性同步发展的进程中，基于五缘关系形成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海外华商社会网络的基本单元。亲缘组织形式包括家族和宗亲会等;地缘组织形式主要有同乡会、地域会馆和乡帮等;神缘组织形式有寺庙、神社和教派等;业缘组织形式是指各种商会、行会、协会和研究会等;文缘组织形式包括校友会、留学生联谊会及文化交流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将海外华侨华人凝聚在一起，“守望相助，由近及远，形成有形和无形的华族社会网络”。特别是亲缘、地缘和业缘性组织，通过不断整合，已溢出区域化发展范畴，形成全球性社团组织，构成全球性海外华商社会网络的结点。

　　20世纪中叶以来，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呈现出两大发展特征。其一，华商成为华侨华人社团中最积极的群体。由于华商在资金、组织能力、社会影响力和参与积极性等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因而成为华侨华人社团的重要组织者、运营者和资助者，扩大商业联系日益成为各类社团的主要工作之一。其二，在华侨华人社团数量剧增的同时，社团联合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扩展，跨国别、跨区域的国际性社团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1991年以后定期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不仅是国际性华商社团的代表，也是海外华商网络全球性发展的象征和见证。

　　综合来讲，在宋、元、明、清四朝海上私商贸易与海外华人社区发展的基础上，海外华商网络逐步形成，华商成为东亚、东南亚经贸网络的主导者。19世纪中叶以来，海外华商卷入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处于依附地位，但海外华商网络的区域化持续推进。至20世纪中叶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华商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海外华商网络逐步实现区域性与全球性梯级、同步发展的态势。海外华商网络对于东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华商经济的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先导作用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