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本在家。”家训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教科书。宋代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繁荣期，家训教育独有千秋，熠熠生辉。宋代家训因家庭或家族各异，训诫内容千差万别，各有千秋，但对敦亲睦族、修齐治平的训诲，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修身正己、为政以德亦成为家训中官德教育之主旨，流风遗韵，泽被后世。

　　南宋学者程大昌在《演繁露·学官》中说：“官者，管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也说：“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两者皆从管理与被管理的视角作了官、民的区分。所谓“官”，既含有道德属性，也具有职业属性。官与民的区别，实质是职业分途而非身份地位的高低。权力，治国之公器。“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为官操守、从政之道要求为民谋福利，而非为己营私利。哲宗朝宰相苏颂在《训子孙诗》中云：“操守不坚纯，久必成缁磷。”

　　廉为政本，政从廉始。宋代家训教育子弟为官从政，以清廉为第一要务。贾昌朝根据为官经历，在家训中阐述为官从政之道“清廉为最”，认为缘此始“能守素业，使门户不辱”。范仲淹要求其侄“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胡太初《昼帘绪论》论“莅官之要曰廉与勤”。朱熹训子为官以清廉律己、洁己清心、爱民勤政为急务。被蔡襄誉称为“四贤”之一的余靖在《从政六箴》中指出：“抱公绝私，是为率职。”只有公而忘私，方能尽职尽责;只有持正公平，方能勤政廉洁。

　　廉能兴邦，贪则丧国。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宋代家训注重清廉勿贪的教育，如自幼接受母训“清廉志行”教育的欧阳修，教育其子居官坚守清廉，存心尽公。苏轼的《六事廉为本赋》则曰：“事有六者 (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笔者注) ，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他提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视廉洁为从政做官的至高准则。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从后蜀孟昶的《颁令箴》中摘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诏告天下，训诫百官。南宋初年，高宗命黄庭坚书写这一祖训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铭，告诫官员要奉公守法，严禁贪赃枉法。迄今在山东邹城市铁山公园孟子书院内，仍矗立着黄庭坚任邹县令时所书《戒石铭》碑。

　　勤政是为官之本，从政之道。赵鼎在《家训笔录》中提出：“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一门四宰相”的官宦世家韩亿家族尤为注重官德教育，韩亿在《与子书》中即有“服勤职业，一心公忠”之训。胡安国在家训中教育子弟为官处政“当一日勤如一日”。王迈撰有“爱民以仁、事亲以孝、临政以勤、律身以俭、听言以公、制事以断”等六箴。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把“廉、仁、公、勤”作为“为政之本领”——“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区区实身率之”。

　　史载真宗朝宰相王旦“以清慎训诸子”，诸子秉承家训，“亦恬于进取也”。余靖把“清、公、勤、明、和、慎”作为家训箴言，提出清廉是从政的最大操守，是为政的重要原则，强调一心为公、勤政为民。吕本中在《童蒙训》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清四库馆臣为此评价：“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也。”康熙皇帝曾御书“清慎勤”三字刻石，赐内外群臣。

　　宋代家训中的官德教育还包括处事公正、民为政本等思想。如彭龟年即训诫其子为政之要是“处事以公，举职以勤，御吏以正，抚民以仁”。朱熹在《朱文公政训》中云“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告诫子孙“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提出“平民近民，为政之本”的恤民思想。刘子寰在《寿张仓》中写道：“乔木端由有世臣，传家事业饱经纶”，道出了家训对传承家风、励志成才的教化作用。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是陶冶情操、提升人文情怀的珍贵文化资源，也是历经风雨沧桑、砥砺积淀而成的中华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