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关键时期，也是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时期。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战斗力，我们党实施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极大地增进了党的团结统一，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始终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一个政党的战斗力，往往不只是表现在党员数量上，而关键在党员的质量上，在党员的党性修养上。为此，延安时期始终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从共产党员的数量上看，土地革命战争高峰时有30多万，而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只剩下了4万。鉴于党员数量减少的现况，按照《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精神，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初就增加到80万，增加了20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方面党员数量在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许多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由于这些新增加的党员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理论水平低，辨别是非的能力弱，而在战争年代又没有机会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很容易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作风的影响，严重影响着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力。

　　针对这一情况，1939年8月，党中央作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强调，“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号召全党进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竞赛，开展学习运动，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自觉抵制和纠正错误思想和作风。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任务。之后，开展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延安整风运动，较好地清除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增强了党性修养，形成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与作风。正是由于党始终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加强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从而打造了一支具有坚强党性、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党员干部队伍，保持了工人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先进性。

　　今天，党员数量已经达到8800多万，在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管理教育党员干部的任务也更加艰巨。特别是政治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的任务更加现实而紧迫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必须把思想入党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为此，要坚持不懈对党员开展思想教育，解决好理论武装的问题，重点是解决好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教育、党纪党规教育，并要抓常、抓细、抓长，打牢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基础。

　　始终坚持“党员犯罪从重惩处”

　　无规矩不成方圆，有规矩不严格执行同样难成方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建设廉洁政府”的目标和口号，而且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始终坚持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共产党员，包括有功之臣、领导干部要求更加严格。延安时期的黄克功案件和萧玉壁案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黄克功15岁参加革命，1936年底，26岁的黄克功长征到达延安时已经是红军的旅长了，屡立战功，前途无量。但他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因谈恋爱未成，杀害了女青年刘茜，最终被依法执行了死刑。对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萧玉壁同样是有功之臣，身上有90多块伤疤，后来革命意志减退，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3050元钱，也是在坚持从严要求的原则下被依法处以死刑。

　　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一从严治党的思想并没有过时，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由于其自身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必须带头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如有违法乱纪，就要依法依纪从严惩处，而不是法外施恩。对于那些至今仍不收手、不收敛的领导干部更要严格执法执纪，从而对腐败分子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使各级领导干部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慎独、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