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农村生态宜居已经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为达到生态宜居的目标，必须重视农村生态与环境的治理工作，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
但是，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并不顺利，很多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加重。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管理机制存在着单一化管理的内在缺陷，无法顾及农村社会内部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造成行政管理机制与农村社会结构之间出现“不契合”的问题。而企业、社会组织和镇村居民等社会主体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空间和机会还很少，参与度比较低，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1]，这也导致农村环境治理自始至终难以有效地开展起来。因此，从当前的农村环境治理情况来看，只有准确地把握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地方文化等特点，通过村庄规范、社会关系、地方文化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夯实现代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
然而，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现代社会影响下，农村社会关系不断瓦解，传统农村“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半熟人社会”，村庄整体凝聚力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各类社会组织也在不断解体，农民在现代化影响下越来越“原子化”。面对农村社会关系越来越松懈与农民个体“原子化”状况，如何修复、创造农村社会关系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得以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关系对环境治理起到何种作用以及怎样影响环境治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区在环境治理社会逻辑上存在哪些差异?这些都是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工作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笔者在长三角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农村环境问题调查，发现近几年来农村环境治理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是不同村庄的环境治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有的村庄应对环境问题时采取消极、被动的处理措施，导致农村环境问题愈演愈烈;有的村庄则立足于本地自然环境，充分利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来积极应对环境污染，成效明显。2018年7—8月，笔者在浙中地区陆家村进行了10余天的调查，了解到当地农村经过3年多时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垃圾分类处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
陆家村位于金华市市郊，全村现有农户350户，1000余人，长期以来，村民依赖农业生产为生，种植水稻、蔬菜与苗木等。由于地处城郊地区，近十几年来，陆家村村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城市工作，过着白天进城、晚上回村的“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村生活。为应对越来越多的外来生活垃圾，陆家村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从2014年开始试点实施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经过3年多时间的尝试与探索，全村建立了符合村庄特色的垃圾分类机制，村民也养成了良好的日常垃圾分类行为习惯。
当前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分为前端垃圾分类、中端分类运输、末端分类处置环节。农村垃圾分类体系的建立是陆家村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陆家村根据当地农村环境特点与村民受教育水平，把前端垃圾分类分为会腐烂垃圾与不会腐烂垃圾，不会腐烂垃圾又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与其他垃圾，这种分类方式与村民日常生活实践有机结合，便于村民更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生活垃圾。中端分类运输则衔接前端分类方式，采用分类运输垃圾桶来运输：会腐烂垃圾主要运到村中的阳光堆肥房进行生物菌种处理，不会腐烂垃圾则通过供销社市场销售手段回收可回收利用部分，有害垃圾运往有害垃圾处理厂，其他垃圾运往垃圾焚烧厂焚烧或填埋场进行填埋。末端分类处理则根据不同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厨余垃圾经过生物菌种处理转变为有机肥，主要作为苗木育肥的重要肥料;可回收垃圾则通过市场手段来回收利用，为村民带来了一部分经济收益。
笔者采用了人类学式的实证调查方法对陆家村垃圾分类处理社会机制展开研究：一是前期通过地方史志、政府文件等文献收集，对陆家村所在的金华市整体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二是走访农业、环保、城管等政府部门，了解有关垃圾分类方面的政策、制度制定与实施情况，并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掌握当前垃圾分类机制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三是进入当地农村进行现场查看与深度访谈，通过亲身体验与现场查看，准确地掌握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具体实施情况与村民自我垃圾分类行为习惯养成的现状。与当地村干部、村民进行“聊天式”的访谈，可以更加全面、详细地梳理垃圾分类机制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带来的效果和遇到的困难、问题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研究资料来进行综合、深入的分析与论证，总结、提炼相应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与环境治理经验。
二、文献梳理与回顾
环境治理是当前政府应对各类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农村环境治理越来越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农村环境治理离不开农村的社会关系的支持，需要通过社会关系的影响来有效地促进农民自身养成良好的环境行为。
1.什么是环境治理?
分析环境治理，先要掌握治理的含义。有学者认为，治理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治理是通过人为干预恢复自然秩序，是实事求是地求善。“治”指“治水”的“治”，有个很清晰的对象，很清楚的手段;“理”指“理顺”“理清”的“理”。秩序是客观的，自然秩序就是正常秩序。治理，先正确认识“理”，后依照“理”适当干预。狭义的治理是社会政治治理，即治国、治世、治官、治民，是求善政，善政是公平、正义、长久的秩序。求善，是边沁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2]。从治理的目标上来看，主要是为了实现一种社会结构的平衡或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
本研究所关注的环境治理更多的是从狭义角度来理解，是对自然环境出现的各类问题的干预，从而实现一种自然的平衡或者环境状态的稳定，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表面上看，环境治理面对各类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等问题，但究其根本，环境治理还是需要回归社会治理层面，寻求的是人与人之间恰当的关系，达到整体社会结构的平衡或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大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
从环境治理理论研究方面来看，国内外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美国学者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提出了“生产跑步机理论(The Production of Treadmill)”，国内学者把它归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要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就得采用“革命式”的治理手段来推翻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3]。欧洲学者摩尔(Arthur P.J.Mol)从更加务实的角度提出，全部推倒重来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是应从实际情况入手，结合现代社会的市场、技术、民主政府、群众运动等切实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各类环境问题。按照“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通过这些渐进式的治理手段，人类可以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环境危机[4]。洪大用对国内生态现代化实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提供支持，但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非常复杂，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自觉，需要对该理论加以反思[5]。陈阿江则通过对太湖流域的考察，提出从“人水不谐”向“人水和谐”转变，讨论了工业企业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问题[6]。
也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当前环境治理机制改进方面，面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缺陷，洪大用认为应当根据中国公众参与的新情况、新特点，即中国公众参与正在经历从环境关心到环境行动的重大转型，借助公众的理性维权行动，以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主体，改进环境治理效果[7]。童志锋等认为要走出环境治理的困境，关键是要从健全环境治理体制入手，不仅要完善政府治理机制，而且还要激活民间治理机制，才能推动环境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前进[8]。王晓毅则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环境治理提出，在宏观现代化不足与微观现代化过度的背景下，乡村环境治理需要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使农村成为农民的生存空间，发展多元产业，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最终形成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9]。可见，环境治理尤其是农村环境治理正逐渐成为环境社会学领域内一个被重点关注的部分。
2.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
社会资本从概念上看，是一种资本形式，但它不同于经济学范畴的资本概念。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从功能角度出发分析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的投资可以积累和增加社会资本，“蕴含某些行动者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社会资源”[10]。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詹姆斯·科尔曼的基础之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并把其引入政治学研究中，从自愿群体参与程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11]。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社会为中心来看待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它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能够促进集体的团结和合作，如及时履行义务、互惠互助等[12]。国内学者翟学伟通过对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各自抽象度、对应性和社会形态等辨析，认为关系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社会资本的研究基础是公民社会[13]。社会资本建立在信任、规范、互惠的网络基础之上，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通过互动发挥作用[14]。所以，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可能所表达的含义与内容并不一致。本文根据研究需要，把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等同为同一含义，便于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
当前，已有一些研究从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视角出发来分析农村环境治理。杜焱强等认为，在农村社会转型期间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会有深刻的影响，应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使其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长效积极作用[15]。张俊哲等从农村社会出发，指出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特殊性，农村环境治理急需建立政府、市场、村民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通过社会资本利用规范、关系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16]。王春荣等把社会资本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社会资本具有社会整合、组织与协调、规范、促进沟通和参与等功能[17]。与上述研究不同，宋言奇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社会资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来讲不可或缺，但也会出现一定的“失灵”与负面影响，需要辩证地对待社会资本，扬长避短[18]。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部分研究都把社会资本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基础来加以阐释，但却脱离了当前农村社会转型的背景，趋向于一种“静态描述”方式来进行叙述。现代农村社会日新月异，形势变化飞快，只有通过历史分析的“动态研究”方法来思考农村社会资本变化及其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社会资本与农村环境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
具体分析来看，当前农村社会发生较大转变，社会关系也有新的特点：一是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在城市化的影响下，农村社会打破了原有的封闭性，人员流入流出更为频繁，村庄内村民的熟悉度不断降低，尤其是年轻一代进城务工增多，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二是村民个体的“原子化”程度加深。现代化给个体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变化，村民个体间思想的差异性增大，更具有自我的理性思维意识，村庄集体观念不断衰弱。个体“原子化”还使得农村社会出现了分层，不同层级农民群体的互动与交流逐渐减少。三是村级组织的纽带性作用削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可以从事其他非农工作，原有的农村村级组织的作用大大降低，带动、联系村民的组织能力也逐渐消失。因此，面对当前农村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变化的新情况，不仅需要利用社会资本来促进乡村环境治理，更需要创造与修复农村社会关系来助力农村环境整治。
陆家村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在农村社会资本利用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创新，建立起一套集政府行政管理、农村社会关系、各类村级组织于一体的环境治理机制。首先，基于村庄内部广场舞趣缘群体的带动，个别妇女同志首先尝试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加强交流与沟通，为村庄垃圾分类机制的设立奠定了前期基础。其次，在垃圾分类机制初步建立的前提下，以党员、妇女代表为重要联系人的“党员 农户”关系网络成为垃圾分类机制不断完善的主要推动力。同时，结合地方政府的党员代表监督管理制度，创新农村垃圾分类管理机制。再次，充分利用农村社会“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设立一些村庄垃圾分类的规范要求。通过村民舆论、人情关系、经济奖惩等方式内化村民垃圾分类行为，巩固农村垃圾分类机制。
三、关系延伸：从“广场舞”到垃圾分类的带动模式
以广场舞趣缘群体为起点的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是现代农村社会关系的再开发。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影响下，陆家村像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一样，村民外出工作成为普遍现象，村民个体“原子化”、社会关系弱化、村庄凝聚力下降。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村民喜爱一些文化娱乐活动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农村广场舞、棋牌类、旅游等趣缘群体随之增多。趣缘群体的成员共同活动、相互学习、交流情感，形成亲密的关系，并在互动中不断解读他人的反应，调节自我行为和目标，形成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19]。在村庄整体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不断削弱的背景下，各类趣缘组织内部的人员关系反而有所增强。在地方政府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行政命令下，陆家村“村两委”一开始也只是按照上级政府要求建设了一些基础设施、配备了一些垃圾分类设备，但如何推动村民自我进行垃圾分类却没有卓有成效的举措。面对垃圾分类宣传无力、分类内容“表面化”的困局，村中的几位妇女代表利用广场舞趣缘群体组织的社会关系，在妇女群体内部首先尝试开展垃圾分类，并利用现代网络通讯手段扩大垃圾分类机制的影响力，这类以趣缘群体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垃圾分类尝试与探索，在村庄内部点燃了“星星之火”。
我们村的垃圾分类最早是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搞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无从下手。上面区农办出台制度要求我们进行垃圾分类，但是落到村两委头上却没有具体操作与执行的举措。老百姓也没有积极性，认为上面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做做样子的，过不了多久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村里面的妇女主任和几位妇女代表通过联系一起跳广场舞的妇女同志来进行垃圾分类。你也知道，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很多家务活(日常倒垃圾)都是由妇女来做的，男的很少管这些事。刚开始分类的时候，妇女代表通过广场舞微信群教大家怎么来进行分类，上传照片、视频来分享垃圾分类的成效。久而久之，不仅农户垃圾分类越来越规范化，而且大部分广场舞群体妇女同志都加入进来。这是我们村垃圾分类最开始时的情况，所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说得一点没错，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很好地体现出来了，甚至可以说妇女发挥了主要作用。(20180810-LJT-WZR)
以农村各类趣缘群体为切入点来修复不断弱化的农村社会关系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尝试。人员数量较少的小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才能产生人格化互动，社会关系才能更为紧密[18]。趣缘群体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很少涉及经济利益方面，成员之间的关系以情感为基础，容易形成较为纯粹的社会关系，在此紧密、纯粹的社会关系带动下，通过成员间的相互示范、相互影响，有助于一些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开展。通过趣缘群体社会关系的嫁接，村庄内部的垃圾分类机制也逐渐“由点到面”地带动起来，成为了后续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重要基础。
陆家村利用社会资本构建起村庄垃圾分类机制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类似于广场舞、棋牌等趣缘群体或组织，这是带动和联系村民开展垃圾分类的重要社会基础。群体与组织内部的社会关系相对于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有利于成员之间的相互带动、相互影响，这是妇女代表推行垃圾分类机制从群体成员开始的主要原因。二是需要妇女代表发挥带头作用。开展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总是需要一些关键人物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否则，即使有完备的社会结构条件也难以真正开展起来。妇女代表一方面是接受政府部门、地方妇联领导的农村工作重要执行者，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与阅历视野，比普通村民更早地意识到垃圾分类等环境治理的重要性。通过妇女代表自身的实践与示范，有助于带动村民按照规范开展垃圾分类，推广农村垃圾分类机制。三是普及、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有助于农村垃圾分类方法的推广。群体或组织的社会资本力量相对有限，而利用微信、QQ等现代网络通讯技术来传播垃圾分类知识、示范垃圾分类方法、组织农民行动等则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陆家村妇女代表最先就是通过微信群的联系方式，使垃圾分类机制在村庄内部得以逐户推广，甚至还影响到周边其他村庄。可见，结合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况，妇女在家庭日常生活的卫生清洁与垃圾处理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所以从妇女入手来引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具有一定的角色优势与推广意义。
四、关系联结：“点面结合”的党员联系户制度
中国是一个基于社会关系和伦理本位的国家[20]15，因此，本文所说的社会资本是在关系及“面子”方面的拓展和延伸[21]。因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具体特征。关系网络更多是体现成员在网络中的归属感及参与互动[22]。通过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农民个体更好地融入社会结构中去，保持个体意识与其他村民的一致性，并努力按照集体规范来开展行动。所以，建立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促进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此，需要进一步修复与创新农村社会关系，才能建立稳固的关系网络来助力村庄公共事务治理。
以趣缘群体为社会关系基础进行的垃圾分类尝试不具有持续性，仍需要建立起稳固的村庄动员与管理机制。共产党员作为全社会的先进分子，具有带领社会成员开展各类社会工作的觉悟与能力，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农村党员作为村庄内的重要引领者与开拓者，在整体素质上要高于普通群众，有义务也有能力来紧密联系群众创造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机制。2014年年底，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陆家村按照网格化管理的模式，以党员为中心点，联系周边7～8户群众农户，同时，还利用村干部、妇女代表等积极分子来作为农户联系人。党员联系户制度按照“划片联系”的网格化管理方式把全村农户分为34块管理区域。党员和妇女代表、村干部作为联系人，不仅要劝导农户开展垃圾分类，也要加强对农户的日常监督与管理，还要与联系农户作为一个整体接受“村两委”的考核。但是，农村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因农用地、宅基地、经济利益等纠纷导致邻里或村民间的矛盾与冲突事件普遍存在，所以，因“划片联系”形成的区块内农户间关系并不见得融洽。不融洽与不和谐的社会关系导致“党员 农户”联系制度难以在垃圾分类开展过程中发挥实效。针对此类问题，陆家村于2015年初对党员联系户机制进行了调整，仍是以党员为联系点，但联系户则按照“自由组合”的方式来建立，农户间日常社会关系较好的组成一个联系组，这样就避免了因为村民间关系不融洽却要成为联系组的尴尬，也提高了“党员 农户”联系制度在农村垃圾分类过程中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图1陆家村垃圾分类党员联系户制度(1)
陆家村的垃圾分类党员联系户制度是地方行政管理与农村社会关系结合的综合体。首先，从联系户的管理方式来看，基本上还是以“自上而下”的行政负责制为主体。地方政府作为农村垃圾分类的发起人，形成了“区(县)—乡(镇)—村”的日常管理、监督与考核体系，同时，村庄内部各村干部对党员与妇女代表进行管理与考核。其次，从村庄内部结构来看，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抱团式”小组成为主要行动单元。党员、妇女代表、普通村民之间基于日常紧密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通过劝导、示范、相互帮助等方式落实相应的垃圾分类任务与要求，这也是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基础，不同于行政管理的作用机制。再次，党员、妇女代表作为整套联系户制度的核心环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党员代表不仅需要接受上级政府与“村两委”分派的任务、下达的行政命令与日常的考核，还需要加强与小组内成员的沟通与联系，帮助农户做好生活垃圾分类，避免出现不符合要求的垃圾处理行为。
基于农村社会资本条件形成的党员联系户制度，是农民在垃圾分类机制方面的一项新创造。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遵循“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机制来推广垃圾分类，很少顾及农村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所言，一些集权制政府倾向于简单化、清晰化的管理模式，却忽视了各类地方性知识或“米提斯”[23]。最早的党员联系户制度基本上按照地方政府管理要求进行设置，通过“划片分区”来进行网格化管理，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因为村民的矛盾关系而难以发挥作用。而基于“自由组合”的党员联系户制度则充分利用了农村原有的各类社会关系，不仅有利于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而且进一步加强了村民之间的日常互动与联系，这为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立形成了一张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以点带面”的推广效果。地方政府面对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也根据当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条件作了相应的调整，倡导“自由组合”的联系制度，从而建立起具有实效性的农村垃圾分类运行与管理机制。
五、关系约束：熟人社会的隐性规范
农村社会资本还具有类似于社会规范的效用，这种社会规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基于互惠关系的影响。按照布尔迪厄所言，社会规范是人们共享的规范，涵盖互惠的准则及使用的规则，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24]。在农村社会结构中，村民个体或家庭不可能脱离村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度高，尤其是村干部、党员等地方精英与大部分村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涉及宅基地审批、土地划分、邻里纠纷、户籍改迁、子女上学等日常农村事务，村民都需要通过与村干部“打交道”才能办妥。反过来说，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约束着自身的行为，难以做出完全不顾及关系的“失范行为”。所以说，农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关系社会”，离开了这层社会关系，村民难以正常地生活下去，但同时也受制于关系约束，自身行为不能违反村庄规范。二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费孝通认为，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20]18-20。按照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20]18。农村社会中的人情、面子等社会关系是村民融入村庄集体的一项资本，影响着村民个体与家庭的声誉、地位与利益。大部分村民只有立足于农村社会资本这个基础，按照村庄集体的统一要求履行相应的义务，才能融洽地生活在农村社会有机体之中。福柯提出，现代社会的权力监管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全景敞视主义”的控制体系，背后则是权力关系的一种“治理术”[25]。按照福柯的研究思路来分析，农村社会基本上也是一个“全景敞视”或者“透明化”的环境，但背后的影响力量并不是权力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将个体放置于农村社会的“场域”中，个体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与监督。
在陆家村垃圾分类机制建立过程中，各类社会关系也成为约束村民行为的重要因素。虽然经历了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在不断减弱，进入“半熟人社会”，但是，村民之间的人情关系始终还存在，相互之间的熟识度仍高于城市社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人情关系(社会关系)的作用，陆家村垃圾分类机制得以不断地完善与巩固，农民逐渐形成了垃圾源头分类的行为习惯。
一是垃圾分拣过程中人情关系的影响。陆家村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处理机制之后，不仅前端分类环节需要村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而且中端运输环节也需要按照垃圾类型进行分类运输。如果前端分类环节村民垃圾分类不到位，将会给垃圾分拣员(运输员)增加工作量。当前陆家村两位垃圾分拣员(运输员)都是本村村民，按照规定时间上门收集各家各户垃圾。正是碍于“情面”，大部分村民都会按照规范来分类生活垃圾，否则，分拣员也会劝说农户把自家的生活垃圾做好分类。
“我们这里的垃圾分为会腐烂的和不会腐烂的，两类垃圾不能混起来，不然收垃圾的人会骂的。一次二次还好说的，经常分不好那会被别人说的。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我自己都会感到不好意思的”。(20180811-LJT-PTC)
二是村庄内部考核机制带来的社会关系压力。陆家村每月基于党员联系户制度，对“党员 农户”的垃圾分类小组的整体和个体分别进行打分公示，也就是说，不仅对每户农户进行考核，还对联系户全小组进行整体打分。哪一户农户做得不到位、哪一组整体表现不佳都“一目了然”地公示在村部公告栏中。
“每个月我们都会在公告栏公布‘党员 农户’实绩情况。先进的用红色标注表示，合格的用蓝色标注表示，后进的用黄色标注表示。以7月份为例，大部分小组都是先进和合格，标黄的只有夏某某(党员)这一组。他们自己感觉到不好看，后面需要加强开展农户垃圾分类”。(20180811-LJT-LSJ)
因此，垃圾分类不到位或者房前屋后卫生状况不佳的农户不但在村内“抬不起头”，而且还会因为连累全小组而处在全村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这也是一种“社会惩罚”[18]。即使是那些“屡教不改”的农户，在党员、妇女代表联系户的劝解、警示下，也会碍于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到位。
三是村庄内部的荣辱榜与门前标识制度。相比于小组考核的关系压力，全村范围内的排名与比较机制给农户带来更为直接的社会压力与人情关系影响。陆家村每月根据农户垃圾分类、房屋周边卫生情况来设立荣辱榜，评出先进户3～10户，后进户3～5户，并在村部公告栏公示，连续3个月位于后进户的农户，将被取消享受免费的农村医疗保险(村集体代缴保险费)的资格。此外，还在每户农户家门口设立标识栏，评选“垃圾分类小能手”“美丽家庭户”等称号，并辅以相应的经济奖励。因此，处在农村“透明度”较高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村民会因为人情、面子等关系的影响做好垃圾分类并保持好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状况。
因此，在农村垃圾分类机制推广过程中，村民个体或家庭受到互惠关系与道德规范的影响，大部分村民都会逐渐按照分类标准来开展垃圾分类，并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行为习惯，这也是与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机制最大的不同点，不能简单地按照环境制度与行政管理要求来开展工作，而是需要立足于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来建立有效的行动策略。
六、结论与讨论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论述，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加强农村的法治、自治、德治的三治统一。只有正视农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才有望实现农村社会的治理有效与生态宜居。所以，社会资本是开展现代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社会基础。陆家村的垃圾分类机制建设最先就是依据村内广场舞的趣缘群体的社会关系带动起来，通过妇女代表的宣传、示范来形成初步的垃圾分类模式。之后，在党员、妇女代表、村干部等地方精英的带领下，建立了“党员 农户”的联系户制度，利用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全村范围内推广垃圾分类机制并促使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在此基础上，通过农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与影响，垃圾分类的日常监督与管理体系也不断趋于完善。经过3年多的实践与探索，陆家村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基本建设完成，这不仅有助于保持良好的村容村貌，也让村民自身体会到环境改善带来“乡村生态宜居”的好处。
从陆家村的案例可以发现，当前建设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机制，可以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建设：一是重视村干部、妇女代表、党员等地方精英在动员与组织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过程中的作用。地方精英在村庄内部起着核心作用，不仅自身具有开阔的社会视野和丰富的社会资源，而且能够有效地带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活动。二是重塑村庄内部的各类社会关系与集体行动网络。随着村庄“原子化”程度的加重，社会关系的重建迫在眉睫，需要利用村庄内部各种组织、团体、协会等来扩展现有的村庄社会关系，提高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三是结合村庄自然、社会、文化等实际情况，设立一些合理、有效的村规民约，切实地落实到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行为中去，提高村庄自身社会规范的影响力。
农村环境治理离不开村庄内的各类社会关系，但在转型期间的农村社会更需要学会修复与创造社会关系。从文献梳理与实证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农村社会变化迅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断弱化，个体“原子化”状况突出。在这种新的社会背景下，需要结合各类趣缘、业缘、亲缘等社会关系来扩展农村社会资本，修复农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提高村庄开展集体行动的能力。同时，农村环境治理还需要农村社会关系与政策制度、行政管理、网络技术等手段有效地结合起来，创新农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内容，真正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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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陆家村垃圾分类过程中，妇女代表与党员具有相似的作用，部分妇女代表同样是党员，所以，在此统一命名为党员联系户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