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强调，资本市场方面，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证券日报》常务副总编辑董少鹏，就资本市场改革等话题接受本网专访。

　　中宏网记者：您如何解读四中全会精神对于当前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风向标意义?

　　董少鹏：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和重要成果就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二是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那么，具体到资本市场，它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应该说，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到今年是29年，明年(2020年)是30年，也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在这个时期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深入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提升我们资本市场的竞争力、包容能力和普惠性，我认为这是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指针，因为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在包容性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和机制，以及在普惠性上，都存在一些短板。

　　我们今年的7月22号启动科创板，目的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完善既有的基础性制度，也在基础性制度方面实现新突破。突破点在哪里?核心就是市场化。当然，我们谈市场化，并不是说一放了之或一开了之，而是把生产要素、生产机制按照市场的需要、市场本身的规律去运行。政府行政包括执法等这只手，也要按照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所强调的，资本市场开放要看得清、放得开、管得住、接得住，这个意思就是说看清楚才能放，市场化之后监管也要强起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而不是说所谓“市场化”，就是政府离得越远越好，而是政府该介入的时候必须介入，该管的时候还要管得住，该由市场决定的就由市场决定。

　　那么，市场决定什么呢?首先，定价应该是市场化定价。资源的配置，让资源配置的渠道更加流畅畅通，这是市场的事。当然，有些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它不适应市场竞争的条件，它倒掉衰败也是自然的。这要求我们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核心信息的披露，把上市公司的真实面貌反馈给市场，呈现给投资者。我们行政监管的责任、立法的责任，就是使信息披露更加及时、充分、全面、真实。那么，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建立并形成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也要认识到，我们学习和引进先进的资本市场的管理经验，但无论市场化管理如何先进，也都会存在监管风险，也都会有优胜劣汰，所以，要辩证看待监管风险以及市场化进程中必要的优胜劣汰。

　　因为，这恰恰是资本市场的本真，也是市场的本质所在。我们有一些投资者，甚至包括一些机构投资者，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些监管层人士也有顾虑，认为先进就不应该出事，认为不出事就是最好的状态。其实，真正市场化一定会存在风险，都有累积风险、爆发风险以及风险消散消减这么一个自然过程。对此，我们都应持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用市场化的思维看待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发展资本市场，就应超前研判并积极防范应对这些风险。

　　如果你不进行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的风险把控、防范和监控，不积极作为，显然不行，但是，因为怕出事就什么都限制，也不可取。所以说，市场化本身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一种自觉担当。因为负责任大国不光指政治上主持公平正义，也包括经济发展、民生，第一要稳定，要让人觉得有后劲。不仅要彰显自身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也给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与发展信心。为此，中国这些年一直在打造这样一种营商生态、创业生态、科技创新的生态和民生改善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