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同步放缓 未来回调难以预料

　　IMF下调了全球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相比7月上期报告，IMF下调美国0.2个百分点至2.4%，下调欧元区0.1个百分点至1.2%，下调英国0.1个百分点至1.2%，日本维持0.9%的低增长预期。同时，IMF下调中国0.1个百分点至6.1%，大幅下调印度0.9个百分点至6.1%，包括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也都被不同程度地下调。IMF将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归结为贸易壁垒不断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升高导致的资本货物投资和需求的双双下降，以及汽车等制造业行业面临特殊冲击而呈现的收缩下滑。更重要的是，2019年的增长表现还是在全球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中美两国积极财政政策共同作用下取得的，并且服务部门在消费和就业方面发挥了稳定器的功能。

　　IMF虽然也下调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0.1个百分点，但3.4%的增长预期仍高于2019年的3%，显示了对2020年全球经济回调的信心。IMF预期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仍将保持1.7%，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则有望从2019年的3.9%回升至4.6%，且认为回升大约一半的原因在于土耳其、阿根廷和伊朗等承压国的复苏或衰退程度的缓解，其余的原因在于巴西、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和沙特等2019年增速大幅放缓国家的复苏。然而，事实上，全球经济能否在2020年实现回调充满不确定性。一是IMF对美国、中国和日本三大经济体2020年的增速预期比2019年分别低0.3、0.3和0.4个百分点，这可能会导致全球市场需求和资金供给的不足，高度依赖全球市场需求和投资的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回调就缺乏基础条件。二是土耳其、伊朗和沙特等国都正处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伊核问题、土耳其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冲突等造成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很难在未来1年时间里得到妥善解决，甚至还可能出现新的“黑天鹅”事件搅局，都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此外，随着2019年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普遍施行，2020年很多国家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且财政货币政策面临金融脆弱性风险的不断增加，更进一步增添了其刺激2020年经济回调的难度。

　　结构性问题是根源 中国经济展现定力

　　IMF的报告将愈演愈烈的全球贸易争端视作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最重要原因，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呼吁各国应当果断制定各项政策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重振多边合作，及时为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然而，不断升级的全球贸易争端可能只是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的表面原因，导致贸易摩擦产生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才是根本性的挑战。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分化，在经济和贸易总体规模上逐步趋近结构性平衡。这一方面动摇了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上的主导地位，引发其对抗心态;另一方面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基础和谈判能力，使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和愿望真正参与到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多年来，双方围绕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非市场经济主体行为以及知识产权、数字贸易、农产品补贴等新老议题展开讨论，但多哈回合谈判却几乎没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美国转而采取单边措施，以加征关税为手段，在区域和双边层面施压贸易伙伴接受美国的新贸易规则，并以此胁迫各方，意欲重掌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但美国此举遭到了中国、欧盟、印度等多方的强烈反对。因此，世界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引致的多边主义危机是当前全球贸易争端的根源，短期内重启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困难重重。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自身也面临严重的国内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使其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逐步走上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从中获益良多。但其国内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导致全球化带给发达国家的收益高度集中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精英阶层，而人数众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的相对经济地位不断下降，沦为经济全球化的失意者。在部分政客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西方国家中下层民众将自己的失意归罪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为现阶段反全球化的主力军，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以迎合民粹。美国对中国、欧盟等发起的贸易争端已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的运转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和风险，降低了各国制造业投资和消费需求，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回暖的最大障碍。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长短期国债利率倒挂、货币政策转入降息周期等都预示着2020年的美国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此轮经济扩张已创历史最长纪录，新一轮衰退来临的周期性魔咒很可能不久就再次响起。英国脱欧问题也始于相似原因，未能共享一体化收益的中下层英国民众通过公投使英国走上了超过三年、至今仍悬而未决的脱欧之路，给英欧双方的贸易和投资造成极大不确定性，阻碍英欧经济的增长。

　　除阶层的结构性差异外，发达经济体国内地区间也存在结构性差异。IMF报告就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地区差异有所加剧，反映出部分地区通过经济集中度获益，而其他地区则出现相对停滞的情况。落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更低，工农业就业的比重更高，且不利冲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持续时间更长、调整更慢。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采取的针对性政策还需长期的精细校准，才能有效发挥促进作用。

　　中国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下降到6.0%，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必须认识到这一增速是中国在面临国内外诸多风险挑战的复杂局面下取得的，而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保持着最高的增速，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和定力，并且中国仍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市场空间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中国经济虽然也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调整的挑战，但我们正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数量扩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从主要靠投资和外贸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的转型，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转型。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情况下，还要确保金融稳定性。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速，但其解决将有利于长期的经济质量。中国还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为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提供动力。

　　(作者：胡艺，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