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法雷尔和乔治城大学学者纽曼在近期的《国际安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武器的相互依存》的文章。文章指出，在高度不对称的网络中，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对网络的中心节点拥有管辖权;具有足够的能力以命令那些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那么国家就能利用“全景监管”和“阻断制裁”的方式达到强权政治的目的。无论是SWIFT系统还是互联网，由于国家强制权力的存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也就变成了一种被“武器化”的危险存在。

　　SWIFT和互联网等经济网络可以被称为“虚拟价值链”，实体经济的就对应为“实体价值链”。两种价值链在治理结构上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差别。虚拟价值链结构简单，强权国家处于核心位置，其他国家处于外围，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圆形管辖结构。由于强权国家具有中心节点的管辖权，就可以对外围国家实施阻断制裁。实体价值链则具有纵横交错的复杂结构，国家与国家在产业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价值链的长度取决于产业或者产品的复杂程度，其分工格局与收益分配都是由该产品的跨国公司总部决定。

　　比较而言，实体价值链中跨国公司总部的“管辖权”远没有虚拟价值链中的强制权力那么大。即使被跨国公司“摒弃”，被摒弃的国家和产业也可能会被同类产业链的其他跨国公司选用。从经济学角度看，实体价值链中的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弹性，对于参与价值链的企业而言，其不会被强权国家的跨国公司完全“阻断制裁”。但对于一些独一无二的高科技产品价值链，由于供应商找不到可以转移的产业链，仍存在一定的被跨国公司“阻断制裁”的风险。

　　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与区域价值链重构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演进，全球区域经济格局重构也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而发生。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通过增强自身全球竞争力，提升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发达经济体试图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以削弱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新兴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甚至方式，冲击着原有的世界格局、考验着现有的国际秩序。

　　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2015年，美国公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文本中的“原产地规则”，其目的是“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另外，TPP中“纺织和服装”章节提出的“从纺纱开始”集中显示了更为苛严的原产地规则，其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到加工成成衣都必须在TPP成员国境内完成。这两条新规则突显了TPP对非成员国的排斥，这将会破坏产业链的最优化配置，是国家意志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体现。此外，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违背了美国《1974年贸易法》和世贸组织规则，正严重破坏全球分工格局和价值链体系，加剧各国在价值链上的竞争。

　　“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的扩展

　　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实现价值链扩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仅局限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致力于通过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更多沿线国家融入新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国与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优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体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治理新平台，构建沿线国家参与的价值链，扩展全球价值链体系。

　　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价值链是开拓创新型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历史机遇，也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新契机。目前，北美、欧洲和东亚等较为成熟的价值链体系已不能满足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扩展了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以中国为起点，贯穿中亚、欧洲，远及被称为“一带一路”自然延伸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产能合作，以及沿线国家之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和产能合作，将逐步构建一个崭新的、循环互动的、“履带模式”的价值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