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等国内著名专家在出席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围绕着“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取向与策略”的主题，分别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等角度展望了新阶段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经济体制”，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纲，是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成功，其中一条就是协同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改革一是要建立激励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二是要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为什么说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了，改革就突破了?一个基本原理是，产出了多少是由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组合决定的。劳动与资本的不同组合最深层的就是产权制度。同样是公有制，可以建立不同的产权制度，形成不同的产权激励。按劳分配是一种激励机制，这是在蛋糕既定条件下谁分多谁分少的问题。产权激励则不同，产权明确了，生产者就会想方设法优化要素组合、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把蛋糕做大。按劳分配是一种事后激励，而产权制度是一种事前激励。产权激励是最大的激励，比按劳分配更有效。

　　产权制度改革不完全等同于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是变动所有权，产权制度改革可以不动所有制。民营企业成长是所有制改革的成果，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则是在不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一种产权制度改革。如果我们过于纠缠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而放在产权制度的视野里，就可以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大踏步推进国有企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带来新的改革红利和发展的红利。

　　为什么市场化改革成功突破了，改革就成功了?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中国虽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也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必须同步才能有效。产权明晰了，资源才能流动起来，才有了交易市场，市场才能够决定资源配置。反过来，产权明晰了，但政府仍过度干预市场，也不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所谓完善产权制度就是要完善所有权以及所有权派生的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租赁权、收益权等各种产权。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有：

　　一是完善科技创新产权制度，允许科研人员拥有其应该拥有的科研成果的产权。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大脑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中居于支配地位。这项改革推开了，创新才能成为驱动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是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包括实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符合规划基础上的完全的使用权，可以自主地决定土地的用途;完善农村宅基地的产权制度，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但使用权属于农民个人，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农民个人。

　　三是完善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产权人，这项改革已经做到了。区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权利和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权利，划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监管职责，赋予修复生态的自然人和法人对修复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充分享有生态产品的溢价。

　　四是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变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资委向国有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充分授权，两类公司要向其出资的企业充分授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拥有完全的国有资本经营权。

　　五是完善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制度。国有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废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法律、政策和监管。

　　所谓要素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改革的主要任务有：

　　一是深化市场准入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除极少数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以外，其他城市的户籍都应该放开。

　　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等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使资金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

　　四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废止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

　　五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减少政府投资比重。减少政府主导的各类产业基金，政府投资应集中于公共服务和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

　　六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研人员可以自主决定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

　　七是深化价格改革。加快放开土地、资金、房地产、电力、石油天然气等的价格。

　　八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对国企、民企、外企实行同等程度的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都有紧迫性

　　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诱发产生的。诱发的含义是说，改革的需求越大，改革的动力越大，克服阻碍的力量也可能更大。在2012年中国经济减速之前，我们的高速增长有足够的支撑，有充分供给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有充足的资本和储蓄，较高的回报率，有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只要把它们解放出来，进行重新配置，就能带来高速增长。

　　随着2010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变的阶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那以后，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枯竭。这个时候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持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我们不一定保持8%、9%的高速度，但我们仍然需要在这个发展阶段可以达到的增长速度。这些从哪儿来呢?只有从改革中得到。

　　当前需要推进哪些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它们有什么样的紧迫性。

　　这些改革一是旨在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减速虽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但归根到底在结构上是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阶段，是一种新常态。这个态势虽然不能根本扭转，但是可以改变，也就是可以保持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慢一些。哪些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首先，改善劳动力的供给和配置。目前农业劳动力至少还占20%，城市化率也只有58%。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只有42%，有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同时，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还能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

　　其次，人力资本的提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教育和培训领域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种改革的空间非常之大，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跟相应的发展阶段还有差距;因为教育的不公平性，通过不公平性的消除可以同时改善质量和改善教育的数量，也就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教育实际水平的提高，这些可以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改善未来的经济增长质量。

　　最后，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创业的成本。这一点其实还是存在的。我们习惯于对大企业、对国有企业提供比较放心的支持。对新型企业，容易不信任它，担心风险，使它们的创业成本非常之高。恰恰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候需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根到底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破坏。如果不肯冒风险，金融不肯冒风险，政府辅助不肯冒风险，最后的结果是该进来的不能全部进来，该退出的不能全部退出，不能达到创造性破坏的效果。

　　从需求侧改革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短期困难，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我们关键要做好自己的事，尤其是很多改革措施亟待出台。

　　一是改善收入分配。虽然在2008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不够明显，同时仍然保持在比较高的收入差距水平。因此，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显著的让那些消费倾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提高他们的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使我们的需求拉动因素更加平衡。

　　二是提高消费的便利性。一种产品可以是优质品，可以是劣质品，或者是中性产品，它可能有不同的弹性。但是，总体消费其实具有很大弹性。也就是如果消费不便利、市场设置不够合理，它会影响总体消费水平。我们的政策已经提出这一点了。

　　三是构造一个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如果说我们只是以大部分的人群为消费对象，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短板制约。如果消费政策和整个市场是细分的，是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的，就可以把所有的消费潜力都挖掘出来。

　　四是完善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政策的托底。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

　　用活国有资本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相互关系问题成为最近国内外热议的焦点。在改革开放前30年，民营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民营经济创造的GDP曾经占到GDP比重的70%。近几年，这一比重有所减少，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近10年，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进步，获得长足发展，国有企业做大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国有企业进行了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效率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二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刺激政策，资金大部分流入国有企业，其间国有企业获得迅速发展;三是金融体系更偏爱国有企业，使得其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得融资。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后，下一阶段改革开放的重点是思考怎么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最重要的并不是它天生就具有活力，而是它会对自己的风险负责，花自己的钱承担自己的风险。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要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而创新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模式创新，这都需要企业家的风险精神，需要民营企业承担自己的风险的机制，才能真正使自主创新、市场灵活性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经济更加具有活力。

　　中央政府近年来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包括如何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如何在法律上保护民营企业，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多更好的营商环境。

　　客观情况下，在国有资本这么大、民营资本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特别担心的一种情况是，在资本运作的情况下，一些国有资本在收购了民营资本股权后，往往把民营企业纳入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发展民营企业目的是为了让它发挥活力，一旦把它并到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方式当中，按照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民营企业。尽管资本暂时没有变化，但是从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来讲，这是十分不利的。客观上，国有企业有很多资本，怎么发挥它们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要把这些资本用活。

　　一个具体的建议，我们可以推出优先股制度，或者叫AB股制度。国有资本可以投资民营资本，获得收益，但是不要因为投资了民营企业就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带到民营企业中去。这样可以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承担它自己的风险。

　　中国经济改革40年走到今天，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要保持这个势头，要朝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继续发展，我们在制度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政策上也要有新的调整，要继续扩大开放，学习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得到更好地调整，经济更有活力，持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