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　孔泾源 

　　信息化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是当今时代的特征性现象。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信息化推动制度创新及其淄博实践，我从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简要地谈一谈信息化与治理现代化问题。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催生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德国称工业4.0，美国是工业互联网，以及万物互联与人工智能发展，代表着当今工业革命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即从机械化、电气化到自动化、智能化的四次工业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工业革命的发展历史看，技术进步首先是把我们手脚和肢体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够多动脑子做一些智力开发和创新创造。发展到今天或者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它所替代的不仅是我们手脚肢体问题，而且部分地实现了对我们脑力及智能的替代。有前瞻和远见的历史学家甚至怀疑人工智能发展会构成对“智人”本身的威胁或排斥。“阿尔法狗”对围棋大师的技艺、心理乃至尊严的挑战是众所周知的。从技术层面看，创新体系与能力能否适应以信息化发展为标志的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趋势，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

　　再讲讲信息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一个经济体发展得好和不好，影响因素千头万绪，但最关键的无外乎产权清晰与否、交易成本高低和信息充分程度，当然其间包括广义的制度性市场公共品的供给及其优劣状况。

　　信息革命首先极大地改善了信息对称状况，市场信息由传统的个体信息占有差异、局域不对称集中向泛在提供、全域全息采集和精准归集与披露转变，进而影响着人类经济生活的全部活动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果，信息对称状况和信息成本变化重塑了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机制和经济体制的结构与效率。其次，信息革命改变了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商务活动由过去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易博弈或价格形成上的“纳什均衡”向同业线上线下参与、市场充分竞争转变，购买者由曾经的货比三家，到今天在网络平台上货比三十家、三百家，商品价格有可能挤压到最低水平，或性价比提高到最优水平。第三，信息革命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投资者由过去的有限理性决策、企业科层指令运行向在线比较选择、线上线下互融优化、投资成本与收益充分比较权衡转变，大大提高了投资便利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第四，信息革命革新了商务组织形式，由历史上的基于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权衡机制的资源要素企业一体化配置或者社会专业化分工，转向基于物联网体系、交易成本明晰约束、外部性最大限度地内部化，实现全社会乃至全球的产业链与价值链整合链接，甚至人力资源配置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势。最后，信息革命还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机制创新，经济活动由过度管制抑制，向技术、模式、业态、服务、制度等全面创新转变，最典型的例证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缓解了金融抑制、打破了金融垄断、提供了支付便捷、节约了运营成本、满足了长尾服务等。

　　信息化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限于知识能力和专业水平，或许我们解释不清楚什么叫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如同邓小平先生讲贫穷和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人治肯定不是、法制也不简单地是现代治理体系。我们经常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显然不是人治社会。更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制度公共品，是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或民主基础上的法治制度。在民主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关系或顺序上，渐进而成的市场经济体多以民主发展促成法治建设，后发式、转轨型新兴市场国家则往往通过制度模仿或移植，先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法规体系进而渐进式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至于专制、威权以致严刑峻法盛行而民主不彰以及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民主”乱象也并非罕见。当然，更糟糕的是既无民主也无法治的衰败社会。因此，作为市场公共品的民主法治制度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国情特性。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或者说要在法制基础上渐进式地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终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信息化发展为之提供了技术条件和渐进路径。

　　第一，信息化改变了大众诉求及表达方式，即由传统的体制集中代言、层级筛选过滤、官媒择时发布向多元直接表达、平行全息披露和自媒实时传播转变。这里没有讲民主政治的大道理，但信息化和诉求表达方式变革达成了民意集中和民主治理的效果。这一经验其实可以扩展。如为了刺激内需进行旧房改造、加装电梯，因一楼二楼的阻力，在很多地方推不下去，完全可以通过信息交流、群众共治，改变官民之间的对立，以民主压力实现基层有效治理。

　　第二，信息化推动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由政府层级自上而下、行政单向指令向管理者与民众间双向互动、多方参与和协商共治转变。淄博市通过信息采集、全面掌握社情民意、创新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方式等即是例证。中国改革虽然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但旧体制的“老树枯藤昏鸦”现象比比皆是，市场新制的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有效缓解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包括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等，既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从基层做起、推动社会共治性共同行动。

　　第三，信息化改变了基层治理与行为规制，由政府权责机构职能监管向全社会共同行动、“区块链”“网格化”协同治理转变，包括改革和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如淄博市淄川区的“党建地图”就是把信息化结合于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和鲜活经验。以互联网+实现开放式的党组织生活，促进党内民主和自我管理。其中的网络平台实现无缝链接、“个性菜单”满足多元需求、全程记录打牢红色印记等，既规范、约束党员行为，又体现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第四，信息化锤炼了全新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使基层社会由等级服从型向自由与约束、自治与规制、民主与法治、私权与公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等诸多与民主法治社会建设有关的实践训练、习惯养成和经验积累转变。如同农村改革推动中国经济改革那样，信息化基础上的基层改革、草根经验，推动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渐进式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当然，从基层治理现代化趋势、愿景，到“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主与法治的度成型，不仅可能路途崎岖遥远、需要逐步形成社会共识和制度变革担当机制，而且需要精准细密的“治理体系”和行之有效的治理能力以及相应的变革次序、节奏与风险管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