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卢中原　

　　围绕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内生动力，我从经济形势变化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研究的心得。当前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应该说在不断增强，但是远远不适应新的形势变化。

　　第一，目前的经济爬坡过坎依然艰巨，下行压力依然巨大。除了短期的市场波动和贸易摩擦等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经济增长的供给面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中长期的下行压力。简单说，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有三大供给面要素，即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生产率提高。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是什么?是劳动力增长为负，资本增长放慢，而生产率提高比较缓慢，也不够稳定。人口学界曾预测我国大概在2016年出现劳动力零增长，但是2012年，我国适龄劳动力绝对减少315万，这意味着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前几年成为负数。资本增长是什么情况?比如储蓄率，随着老龄人口增加，虽然储蓄总量还在扩大，但是储蓄率增长是放慢的，因为我们60岁和65岁老龄人口当年的工资和奖金，以及由它引起的储蓄增长是放慢的。这两个要素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负增长，一个放慢增长，第三个要素是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年也在波动中放慢。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快提高把经济增长速度托起来，中国经济增长不长期下行才怪。我们中国虽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速度托高于一时，但终归托不久，因为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面要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需要我们更多地着眼于激发经济内生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维持必要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这个道理还需要多讲，讲透才好，这样有助于地方基层领导打消恐慌和消极等待情绪，有助于人们做好爬坡过坎的坚韧努力。

　　第二，也要肯定转型升级成效可嘉。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慢的情况下，新兴结构、新兴业态、新兴产业的贡献越来越高。根据国家统计局计算，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三新”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16.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转型升级的成效。

　　我们看不同经济先行指标反映的经济形势，八月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4个月下行到49.1%，即下行到50%为界的荣枯线以下。相比之下，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主要成分的财新PMI却上升到50.4%，而这一指数曾长期在50%以下。这说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景气度回升。这个指标领先于经济运行两到三个月出现变化，预示着未来我国民营经济和新兴经济形态活力比以前增强，因而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重要先行指标。另外，虽然制造业PMI掉到50%以下，非制造业PMI却仍然在53%以上，说明近期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主要是建筑业和服务业。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贡献已连续多年达到了60-70%，远远超过投资和出口的贡献。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已多年执牛耳，其新增就业和增加值对总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变化，可以说我们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我们不必太担忧经济增长速的度放慢，而更要看到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深刻变化，方向都是正确的。例如，现代经济体的三大产业构成，其比重变化的排序应该是三、二、一，而我国长期是二、三、一，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史看，三、二、一的排序通常从二、三、一的排序演化而来，也就是说，第三产业的发达要以第二产业的充分发展作为坚实基础。经过长期努力，我们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这也为经济动能的变化提供了可持续的产业结构支撑。

　　第三，外部环境多变趋紧。除了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等负面影响，最新的动态是欧盟又开始对中国发难。最近欧盟出了一本460多页的报告，历数中国经济发生了种种扭曲，并且声称这些扭曲还很严重。欧盟过去在经济上跟中国争斗的焦点是市场经济地位，按照WTO协议，2015年11月份过渡期结束，市场经济地位自然应该给中国。但欧美不讲诚信，不讲国际规则，到期后仍然出尔反尔。现在它们又变换手法，寻找攻击中国的新焦点，实际上反映了西方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面对多变趋紧的外部环境，我的观点是，我国拥有的战略腹地和市场规模如此巨大，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相当完整，回旋余地不比欧美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另外一方面也要理直气壮地讲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对的，成效是显著的，中国将来发展的前景是光明可期的。

　　第四，我们现在内部潜力亟待深挖。深挖内部潜力，既包括努力挖掘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更包括努力提高供给面的要素使用效率，也就是下力气激发经济内生动力。所谓内生和外生动力，应该是来源于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关于内生和外生变量的专业术语。通俗地说，不依赖外部生产要素的追加投入，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升而产生的经济动力，我们就叫它内生的增长动力。前面所说转型升级成效可嘉，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市场化的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发展壮大起来，通过加快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生成新的经济动能，这都属于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会逐步放慢，但我们可以通过加快制度变革，促进动力变革，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根据我的粗略测算，到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放慢到5.5%甚至5%，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稳步提高，从现在的40%多上升到50%以上，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14000美元左右，跃过世界银行划分的发达国家人均12000美元的低门槛，也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再经过15年的奋斗，同样要努力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高，到本世纪中叶，我们人均GDP可望达到20000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在经济增长外生动力逐步弱化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内生动力。随着适龄劳动力不断减少、资本增长也在放慢，推动经济增长不可能再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这样的外生因素，而越来越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包括资本使用效率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技术创新，结构优化，管理改进，组织和流程再造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制度变革。我们的制度创新可能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每个环节上都起到刺激和保障作用，从而激发出旺盛的经济内生活力。

　　第五，充分利用宏观层面的改革空间，积极创造和积累微观层面的改革红利。现在我国的改革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党中央提出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使改革的实践远远超出经济体制。经济内生动力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又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一切改革再出发，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的兑现，都需要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应当围绕能够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转型升级、技术创新、结构优化来增加制度供给。

　　制度供给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或宏观层面的制度供给，地方做不了主，需要全国人大授权、省人大授权，授权给市人大。淄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市人大制定了推进改革的运行规则，使改革能够避免人去政废，保持延续性。淄博这个做法值得推广。现在改革要依法推进，但是，法律没有修改怎么往前推进改革?这迫切需要积极探索。我们强调依法行政，法不授权皆为禁止，这样的约束对政府公权力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依法推进改革，则应该把关于改革的立法权放给地方，向地方授权，允许改革先行先试以及失误免责，否则谁敢去突破?在国家层面，需要及时修改法律来保障一些重要的改革能够推进，比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税制体系改革等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变革为地方改革指出方向和遵循，扩大先行先试的空间，同时，通过向地方立法授权，为地方发挥改革主动性、创造新鲜经验、提高改革有效性创造稳定的法制条件。

　　另一个是微观层面的制度变革和供给。我个人觉得，地方和企业应当抓住国家给的改革空间，自己去积极创造和积累改革红利。如果都坐等国家给我们具体政策，那就被动、落后了。淄博实践远远超越了等、靠、要，他们提出来自己创造的改革经验应当可推广可复制，这就很好，否则只在淄博适用，在别的地方不适用，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微观改革自己突破，创造改革红利，把它积累起来，然后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在全国可复制，这是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对宏观层面制度创新的贡献。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供给，还要澄清许多错误理念，思想还要进一步解放。前不久民营经济面临不少奇谈怪论，例如，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论、新一轮公私合营等等，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预期和判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针，破除这些思想束缚，以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原则来指导、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供给，需要我们各类企业、民营经济、地方政府，还有学界共同推动。我们讲的全要素生产力提升，许多领域和环节都涉及企业的技术创新、结构优化、管理改进、流程再造、劳动者素质提高，微观层面的内生潜力还很大。

　　制度创新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按照上述简单的分析框架，就是指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制度保障。既然地方和企业主要是在微观层面，我们就应该抓住国家给予地方和企业的改革空间，积极去创造和积累改革红利。大家注意，创造和积累是主动的行为，绝对不是等待恩赐的被动行为。一位中央领导早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和惠民政策决不是恩赐，这些权利都是老百姓原本就应该有的，是千千万万市场主体争取来的。制度供给不是单单坐等中央给我们政策，我们自己一定要去主动创造和积累，上下形成合力，才能为内生增长动力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创造源源不断的新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