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主体多元化。首先，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负有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定职责，是治理的核心主体，但不是唯一主体。一方面，政府要创新监管制度建设，完善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食品安全风险监管;另一方面，要打造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平台，广泛吸收包括行业协会、网络平台、公益组织等社会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主体参与积极性，形成“左右联动”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其次，企业作为食品提供者，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是治理的责任主体。企业及其行业协会应当积极主动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机制、信誉质量担保机制、食品流通追溯机制等，让企业意识到食品安全不仅是法定责任，也是竞争资本。最后，公众作为食品最终消费者，享有消费者各项权利，是治理的参与主体。公众和消费者组织等，是食品安全的切身利益攸关者，最有动力参与到食品安全治理中。考虑到参与治理的成本和收益，应当建立消费者投诉举报激励和保护机制。例如美国出台的《吹哨人法案》、澳大利亚制定的《举报者保护法》等，均能有效提升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的治理效能。

　　治理手段复合化。首先，应当建立有效的安全预警和风险交流系统。当前我国预警和风险交流机制初见萌芽，但尚未形成具体可操作的完整体系。对此，欧盟较早建立的食品、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和食品欺诈网络可供借鉴，即全天候监测风险变化，利用大数据对安全风险进行实时评估，定期发布安全风险通报。一旦发生安全危险则立即上报核实，确认后在全境内预警通报、暂停流通。只有提升风险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才能促使各方主体积极行动、协同应对，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

　　其次，应当建立完善的安全信用激励与惩戒体系。一方面，要通过信誉担保机制、守信激励机制刺激合规守法企业加强食品安全建设，提升其食品安全诚信带来的实际收益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将食品安全纳入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中，建立食品安全信用平台，制定企业信用评价、公示以及失信惩戒办法，联合商事登记、行政审批、政策优惠和税收金融等方面对严重的食品安全失信行为进行惩戒。

　　治理制度严密化。一是标准更加严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法》适用范围局限于加工、流通、存储和添加剂范围，尚不包括食源性动物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内容。而在已有的食品安全标准中，国家标准普遍低于国际标准，地方标准之间存在矛盾，企业标准有的不符合行业标准，等等。食品安全标准制度空白、交叉和矛盾的问题导致市场准入和监管秩序存在混乱，降低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整体效果。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标准制度严谨化。具体而言，要扩大治理标准适用范围;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统一地方食品安全标准;整合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形成严谨的食品安全治理标准制度体系。

　　二是监管更加严格。传统食品监管过于依赖事后惩罚手段，而在事前和事中防控领域回应能力不足，难以防范和化解食品安全风险。安全监管必须更加聚焦治理的前端领域，对安全风险的滋生和演化保持“零容忍”态度。这要求建立起覆盖“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建立起可追溯制度。可追溯制度要求食品提供者从生产、加工、储存到流通链条上的每一环节对食品进行标识，可供监管系统随时追诉查询。

　　三是处罚更加有效。我国《食品安全法》建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最高只能主张食品价格的10倍赔偿金，但由于这一标准过低而实质上其惩罚意义和震慑功能大大降低。我国应当适当加大处罚力度，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实现对食品领域违法行为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统一。

　　四是问责更加严肃。政府对食品安全治理负有首要责任。要细化各部门监管权限和责任，制定行政问责制度来落实食品安全问责制度。此外，要建立公众和企业对政府的监督制度，规范监管行为，提升其治理能力，从而确保政府营造公平公正的食品市场竞争环境，切实保障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