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之行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开放陷入停滞的历史关头，“南方谈话”澄清了诸多是非观念，平息了“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扶正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航向。此后多年间，中国人民在“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开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崭新局面。这是宏观层面上“南方谈话”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贡献，对此，历史已有定论。

　　微观层面上，“南方谈话”同样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生机与亮色。其亮点之一便是“九二派”的诞生。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方谈话”的感召，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九二派”企业家。这些颇受推许的“九二派”企业家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同期无数青少年和创业者推崇的偶像。“九二派”的诞生及其引发的社会风尚足以证明，“南方谈话”促成了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不必讳言，在改革开放三十三年、“南方谈话”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停滞甚至倒退的迹象。尽管从数量与规模层面看，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连年跃升，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从质量和内涵层面看，中国经济存在产业结构失衡、市场力量处境尴尬、财富分配不合理、发展动力难以持续等诸多弊端，这些弊端如果不予以及时矫治，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将面临重大挑战。

　　如果说，在“南方谈话”之后几年里，是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主动上位、计划经济步步撤退被动让贤的好日子，那么，当下则是行政干预再度强化、市场力量备受掣肘的尴尬时光。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以来，垄断性央企在政策眷顾下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政府深度介入土地收益分配并优先自我分肥，快速增长的社会财富日益向权贵阶层集中，公务员考试挤破门槛加剧行政机关膨胀，如此等等，与上个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雨后春笋般大发展、政府机关精兵简政、“下海”创业潮风起云涌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是中国经济“成长中的烦恼”的表征，它提醒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出现了若干偏差，换言之，本应继承“南方谈话”精神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偏离了“南方谈话”所内含的让经济发展更加市场化、让财富分配更加公正合理的价值取向。

　　在“南方谈话”十八年后的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中国由此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那时起，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日益升温。这一讨论所对应的社会关切，便是中国改革开放在1992年后再度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局面的不好苗头。拉美等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已然实施的以“创新驱动、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为着力点的经济转型战略，可视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应对之策。从本质上看，贯穿了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济转型战略，是对于“南方讲话”的继承和发展，只因该战略的提出，未能碰巧踩上“南方讲话”十周年或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故未能在舆论热点场域中被论者作出与“南方讲话”相关联的解读。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剧烈，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不比二十年前轻松。今年初，中国理论界在关切“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转型陷阱”的命题。“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应该承认，“转型陷阱”命题指出了当下中国社会改革的困境与病根所在。业已实施的中国经济转型战略之所以举步维艰、成效不彰，可以从这一命题中寻找到冷峻却合理的解释。因此，从决策层到民间，中国社会有必要来一场重聚改革共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再造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动力，跨越“转型陷阱”。而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历史契机。

　　近日，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时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他郑重指出，“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并强调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这是决策层为重聚改革共识而释放的积极信号。我们期待：曾经引领历史风骚的“九二派”现象能在新阶段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重演，与此同时，“南方谈话”精神能在继承中发展，进入“经济更加市场化”与“政治更加民主化”并举的新层面，从而谱写中国经济又一个“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