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医吓人、庸医害人、庸医误人”现象在我们这个社会已较为普遍，而且人们在生活中也较为容易感受到。有一种现象在我们学界其实也较普遍，但大家却不容易发现，那就是一些昏庸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常提出损人听闻的判断和有害社会的政策建议。这一现象激起我对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反思。

　　我曾在拙文“超越直觉经验”（《天津社会科学》2010-03）一文里，提出“三农”研究不能停留在直觉经验层面上，更不能凭直觉经验轻易地对全局作出判断或下结论，而且基于局部经验而对全国的“三农”政策提出的对策建议可能存在较大问题。所以，我倡导要用系统、规范和科学地方法来处理和分析经验材料，而不是轻率地从某个个案经验得出一般性的甚至是全局性的结论。一位年轻学者曾批我的观点错误，并提出所谓“经验本位”。“经验本位”的观点其实就是为根据表层的直觉经验进行轻率推论的研究作辩护，此种研究方法犯了一个严重的认识论错误，那就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科学地、准确地分析和认识问题，而不是为经验而经验，经验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达到科学、合理的认识，我们需要有更系统、更全面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经验。

　　现实生活中，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如果仅仅根据直觉经验，往往会出现错误的认识。譬如，我们每天看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如果我们认为太阳是动的，而地是不动的，这就犯了直觉经验主义的错误。所以，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要想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现象。

　　在“三农”问题研究中，经验调查可以说必要的，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并不是有了调查就可以轻率发言。此外，调查经验也不是越多就越好，而应该是方法越科学就越有效。譬如，庸医的存在并非因为他们缺少临床经验，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已经麻木于临床经验而不思进取，不求在病理知识和诊断方法上加以深入地、科学地探究，致使他们的经验认识方法几乎与普通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这才是他们出现误诊和医治无效的根本原因。同样，如果“三农”研究者麻木于一般性经验调查，只是到一些村庄转悠一圈，然后就“大笔一挥”，感慨“中国农村目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如何”。在我看来，这样的研究模式与庸医看病模式没有区别，这会起到杞人忧天和误导公众的效果，对“三农”健康发展其实会起到副作用。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研究“三农”问题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其简单，因为我们可以对此问题作出一个简单的回答，那就是：科学系统地研究。说其复杂，那就是要做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目前，在“三农”研究领域，有多个学科的涉入，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尽管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及看问题的视角可能会存在差异，但作为科学系统的研究，其方法论原则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需要遵循华莱士的“科学之环”程序，从问题及其理论背景出发，通过操作化和经验验证，最后再回到对问题的理论性解释之上。

　　然而，我们的一些农村研究则直接从经验操作出发，并跳过对理论假设的检验环节，再直接到对一些大问题的回答之上。这样的研究省略了系统研究的两个重要环节，直接从经验到理论甚至宏观政策，真可谓“短平快”。

　　科学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标准化或规范化的程序，正如法治秩序注重程序正义一样。尽管不规范的研究程序有时也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但程序的不规范本身就背离了科学性原则，犹如程序不正义本来就背离了法治原则。

　　如今的一些“三农”研究，被动地跟随形势而缺少理论自觉，尤其是科学方法的意识较为淡薄，以至于我们的较多研究成果过于肤浅，甚或有误导公众和决策之倾向。例如，当下的农村研究较多地采用个案研究法，个案调查实则是典型调查，即通过对一个或几个典型个案的深入、系统调查，以达到对此类事物的构造及运行机理有具体的、直观的认识。很显然，个案研究只能帮助我们认识典型或类型，而不能用于推论一般和总体，因为个案很可能是特例，有着自己的特殊性。然而，一些农村研究者常常仅凭对一个村或几个村的简单调查，然后就得出“中国农村如何如何”之类的一般性推论，如对几个村的走访观察，就提出当前农村的阶层结构是怎样的，这种草率的推论应该在农村研究中尽量减少和避免，否则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将难以估量。

　　纵观新中国农村发展之历史，其中一个惨痛教训就是外在力量赋予农村的“改造”逻辑，尤其是那些所谓理想的改造逻辑，其实往往包含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而我们的决策者恰恰听取了这样的政策建议，极力在全国农村推行单一化的改造措施，结果却大大破坏了农村地方性社会的自身和内在发展动力。所以，作为负责任农村研究者，应该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轻率地给出“总体性”的农村改造政策建议，尤其应该避免仅从几个个案研究就得出关于总体形势的判断。不然的话，我们就如同庸医，“误诊”将导致“误人”的结果。

　　提升“三农”研究水平，避免经验研究“过密化”或研究的平庸化，关键在于我们要在“三农”研究中，树立科学的方法意识。科学研究方法意识的培养，应前置于对学生的专业训练过程之中。鼓励学生在关注“三农”问题和经验调查的同时，要坚持科学系统的原则。只有在打牢专业基础理论和方法基础之上，专业研究水平才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我们教师的科学方法意识淡薄，甚至认为方法仅仅是形式，我们要的只是结果，那么这就把我们的学生也引向浮躁和功利的歧途。

　　提高“三农”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有效性，我们应从两个方面去不断加强：一是在定性的实地调查方面，要做到真正“沉下去”，把调查做实、做系统、做深入。不应把科学的实地调查演变为行政性的、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更不应把东拼西凑的考察经验作为科学研究材料，而是要把一个田野点当作科学的“实验室”，深入系统地对田野对象加以观察研究，并对观察经验加以系统分析，以达到对一个村、一个镇或一个县农村的真正透彻的认识。二是在对全国“三农”问题的认识方面，应加强方法的创新，不断提升科学的综合抽样调查研究方法之水平。只有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以及对抽样调查数据的科学分析，才能达到科学准确地推论总体之目的。目前，一些“三农”问题研究，尤其是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抽样调查和定量方法持有排斥、怀疑甚至偏见，而他们却又对有关“三农”的总体性和一般性问题特别热衷，这实际是问题与方法的悖论，仅仅靠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是不足以达到认识一般的。对“三农”发展的总体趋势和一般规律的研究，抽样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我们该研究怎样的“三农”问题，我认为应该坚持“真问题、大问题”的原则。所谓“真问题、大问题”，也就是与“三农”的结构、变迁、制度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与学科理论脉络有联系的问题，而不是诸如农村“留守”问题、“混混”问题、“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之类的表象问题。“三农”研究者应强化的是研究问题意识，即理论问题意识，而不是要随波逐流，忙于追踪那些热点问题。科学研究不是新闻工作，新闻工作可以只追踪热点现象，而研究者的任务则需要透过表象去探寻研究问题以及对问题的科学认识。

　　总之，现在是我们该梳理和反思“三农”问题研究话语的时候了，我们该反思我们在“研究”、在“建言献策”之时，是否制造了话语霸权；我们该反思在各自的“三农”研究中，所扮演的研究者角色是否堕入了“庸医”之流。这样的反思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个人需要做的，而且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