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　孔泾源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不能简单用传统供给主义、包括新供给主义观点看问题。就区域协调发展来说，有些人认为它和供给侧改革联系不是太紧密，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二者还是有某种联系的。我先从理论的层面做一下解读，然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区域发展做一个简要的发言。

　　第一部分内容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有效性。提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自然想起供给主义的鼻祖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他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提出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所以供给主义由此而来。并且提出了萨伊链条，生产创造就业，就业提供收入，收入增加消费，消费增加需求，需求带动供给。在较长时期内这个路径是成立的，为什么?供给当时在萨伊生活的时代确实可以自动创造需求，供给主义就像需求管理理论一样，也是有它的成立条件的，它的成立条件就是生产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市场处于扩大时期，技术进步处于起飞时期，市场经济处于成长时期，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处于拓展时期。用简单话来说，今天处于转型升级换代时期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旺盛期，这时候供给自动的创造需求。如同今天我们用手机，用各种电子产品一样，厂家生产出什么产品，立马就被市场所接受，甚至高价高利润都可以实现，这是技术进步时期。

　　萨伊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成长时期，处于工业革命前夜，市场扩大已经使传统手工生产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时期，所以萨伊做出了这样一种判断是符合实际的。后来产业革命发生，生产和消费条件，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生产效率过剩，到这个时期，需求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需求产品卖不出去，跟我们今天产能过剩是一个道理。

　　需求侧管理理论开始出现，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有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我们刚才讲的供给侧萨伊理论可以自动产生需求。一旦生产商品过剩出现之后，需求侧就开始出现，所谓凯恩斯的宏观需求侧管理。生产相对过剩关键是总供给或者有效需求不足。总体上是有效需求低于社会的总供给，这时候出现了失业问题，出现了对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质疑问题，也出现了政府干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的投资政策等等。我们自己的供给需求政策也是上世纪90年代起采取了相应的干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中国从中低端需求侧到了有效需求的阶段，国家采取了宏观干预政策。

　　凯恩斯的政策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作用，尤其是被认为是完结了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危机，并且被认为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等到上世纪70年代，经过三四十年，滞胀的现象暴露，就出现了宏观政策不起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都不起作用了。这造成了生产停滞通货膨胀二者矛盾集合在一起，对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出现质疑了。这时出现了新供给主义。新供给主义说起来很复杂，归结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出现了滞胀问题。

　　新供给主义政策归结起来有三方面：一是税负减轻政策。减税减费，我们今天也在采取;二是放松管制政策。放松管制政策包括两方面，一个是经济管制政策的放松，另外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三是福利消减政策。比如裁员，是广义的福利消减政策。这三个方面在一起就是新供给主义的核心政策。

　　首先讲讲供给侧政策的有效性特殊条件。最为极端的案例就是供给直接创造需求。天下人都吃不饱饭的时候，如果我们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或者增加农产品供给，这就是供给直接创造需求。刚刚说了新产品、新技术创造，国有企业垄断行业打破所增加的供给，本来就是短缺。我们现在一方面产能过剩，库存如山，一方面我们国人出国，从低端的马桶盖到高端的奢侈品都在海外市场购买。另外包括品牌、绿色、安全都会对供给产生直接需求，形成供给有效性政策条件。

　　我们中国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一场中国式的供给革命，今天我们讲供给侧改革政策，为什么能够这样讲?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刚才讲的三大方面。

　　一是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可以成为供给直接创造需求的经典案例。

　　二是乡镇企业崛起。当时消费品急需短缺，市场供给不足，乡镇企业崛起，是需求扩张与供给改善的相互统一。

　　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放松管制，包括民营经济的兴起。

　　四是住房制度改革。这是典型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当初我们把建国几十年来的供给住房转化为私有住房，老百姓购房付出的钱转化为房地产资本，进而到房地产投资。

　　五是财税金融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中低端产品相对过剩，国内市场供求失衡的状况。两个因素延缓了这个过程，或者给了我们特殊的空间。第一，上世纪90年代末所谓国有企业大规模改革，民营资本进入制造业领域，民间资本转化成产业资本，货币资本转化成产业资本。第二，加入WTO，扩展了我们市场空间，使我们外贸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甚至倍增，使我们的市场空间大大扩大，中低端消费品制造品走向世界，加上我们资本、土地、劳动力，乃至利率、汇率的政府管制，或者人为的抑制成本，我们形成中低端制造业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竞争优势，成就了我们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六是涉外经济的改革。我们扩大海外市场之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一旦发展起来都要走这个途径，甚至这应该是它的前期条件。从早期资本主义，到后来的殖民主义，要今天贸易战打得烽烟四起，都是为了争夺更广泛的市场，包括加入世贸组织、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等等都有很多丰富的故事可以讲。

　　新供给主义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推行，弦外之意是，我们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是转轨制国家，意味着我们从微观机制到宏观体制都有重建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市场体制建立的过程也是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也是制度重建的过程。从这个上来讲我们现在的发展都是在进行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供给带动要素供给，带动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发展的中国奇迹。

　　“十三五”时期我们进行了哪些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我这里只讲改革理念和改革方向有关的问题。第一类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这当然是技术层面的改革。第二类改革就是所谓管资本为主的改革，依然是国有经济的自我变革，究竟朝哪里改，关键是我们进行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无非是国有资本混进民营企业里面，或者民营资本混进国有企业，形成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理论观点上，市场经济或者公有制经济基本问题上两军对立，水火不容。但是有一个高度共识，公有制跟市场经济是不可以结合的。正统西方经济学采取的办法是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天然的联姻认为这就是最合适的体制。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没有纯粹的所有制，在西方经济生活中有计划，包括在斯大林体制中也有商品货币关系，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公的一句话来说，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用这种方式在体制层面，在计划和市场层面解决了二者不兼容的问题。用决断的方式也好，一言九鼎的方式也好，不争论了。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从当初的计划经济，走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走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彻底否定了计划体制。公有制市场经济上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已经走到该临门一脚的时候了。刚开始我们提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取得保护。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平等保护产权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在产权层面我们把各种产权一视同仁，我们实现了产权中心。产权中心、规制中心、竞争中心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已经排除了不同所有制不同待遇的问题，甚至对外国资本我们都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上负面清单制度。换句话说，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在党的大政方针层面，我们已经是超经济权利关系，超市场经济地位，超国民待遇。我们依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今天临门一脚靠谁来踢出，能把这个窗户打破，我们期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国家执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至于说需要特殊激励和特殊保护的产业和门类是以负面清单保护，对公有制经济，对所有制经济，对外国资本都是一视同仁的。要像当年改革开放初期那样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坚持世界标准，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才能找到成熟和定型的形式，我们改革方向才是明确的。而且国有经济应该保持在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社会安全的必要适度范围之内，能不能守住这个边界点，它的定义、它的边界能不能有效确定，这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完善的标准。

　　我们在农业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点，比如说“三块地”的试点，要素体制改革问题涉及到城乡关系，关键是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机制，如果实现这一点，我们许多政策的结都可以解开了。比如，我们农业当前每年大概是3万多亿的土地出让金，其中至少有60%以上是超出征地成本的，我们至少每年一万亿元的资本可以到农村去。发展到今天，我们城市很多公共服务领域出现投资拥挤的现象，农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那么大，因为城乡要素是不平等交换的，土地是单向流动的，如果我们按照市场规则制定交易原则，建立流动机制的话，城乡要素可以互相流动，我在城市住烦了，可以到乡村住一下。传统社会还有告老还乡之说。最基本的政策国有企业改革理念，基本要素建立才是我们改革的关键，包括地区之间都是这样。

　　在政策层面要解决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有一些重要的政策是要重新思考或探讨。大家知道财税体制改革，财政对各个地区发展调节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十三五期间重要的改革，一个是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责任，营造开放有序的市场秩序。第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第三是政府机构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营商环境改善。我们是单一制主导下的分权体制，中央和地方事权体制性的交叉很难分清楚。责任制本身更适合联邦体制，我们不是这种体制内核，中央到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交互，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预算问题，它是在收入上分类、分税，在支出上分层。因为在事权责任很难划分的情况下，共享税制越来越多。当初，地方所得税、中央所得税是分开的，增值税是共享的，营业税是地方收的。所以这个问题上确立预算制度，解决地区发展均衡问题，简单靠分税制不能解决问题的。

　　转移支付我们现在既有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也有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我们横向转移支付搞对口支援，抗震救灾不算。这种对口支援体制实际上也是横向的转移支付制度。纵向转移支付结果是我们当初渐进式改革以所有税为基础的分税制。

　　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化的时候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地位。高收入阶层和有钱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因此为主体的税种由间接税转为直接税的话，先行地区又有优势。包括我们营改增，通过营改增以后，富裕发展较早的地区，一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再想改变它非常难的，我们盲目跟着感觉走，问题导向性，结果导到沟里面去了。用三五年左右时间建立了计划经济，结果我们14亿人民三五十年都改不过来它。

　　最后讲一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党和国家为了平衡发展，为了解决城乡矛盾，为了实现14亿人民共同富裕，共享经济，这些年做了很多努力。

　　在十三五时期国务院有关部门印发了东、中、西部规划。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依托“一带一路”向西发展。一是海权，二是路权。美国走向世界的时候战略家提出的海学论，认为控制了海洋就能控制世界。英国提出了路权，通过铁路可以送到西欧和东中欧腹地，也能控制经济市场。我们也需要世界市场，我们不可能用他们的模式，所以我们要和平发展，就是利益共同体和资源共同体。通过路上丝绸之路实际上解决陆路中欧贸易向南向西的问题。第二利用我们逐步兴起的海洋航运力量，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向西向南，到东南非洲都是我们发展的空间，海上丝绸之路我们画了非常广泛的线条。另外一方面改变我们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我们经济东重西轻，东部发达，西部欠发达，我们向东开放，向西发展，结合起来形成我们东西部有利发展条件。有些战略伙伴跟我们还有很好的未来合作前景。比如中巴经济走廊，一旦这个走廊打通了，我们通过海洋1200公里将波斯湾的石油运到上海的航程，可能变成1500公里从瓜达尔港运到喀什，也许我们炼油，石油深加工，石油化工等等都可以向西部布局，还有成本优势。我们经济结构也可以得到某种矫正，这是良好的愿望。另外，我们资源枯竭城市的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另外区域发展方面，2017年4月中央做出设立雄安新区重大决策部署，形成环渤海经济乃至河北新的经济增长点。北京瘦身提质，天津强身聚核，河北健身增效。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建立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出台了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也制定了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在长江经济带推进水资源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的工程。推动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我们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还是有成效的。黄河上游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蛮荒之地，生态很恶劣，实际上不是这样，水源非常丰富。那里没有大的乔木，有小灌木和水草，水量丰富，水草丰富，天下黄河第一湾的景色非常漂亮，对面就是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草地—四川阿坝的湿地。我们要有生态保护的意识，区域协调发展意识，经济和生态双赢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最后一个问题辅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这几年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支持老区的建设，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实施精准扶贫脱贫战略，老区开发建设，民族的地区发展，边疆地区开发开放。

　　我们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建设来促进均衡发展。为什么?因为这种扶贫，有可持续性。另外区域平衡发展是长期现象，而不是简单的现象，重在体制机制。包括各个地区挖掘自身潜力、发挥比较优势和利用内外部条件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第二，打破市场封锁和行政限制，促进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增加附加值。

　　我们要调整早期推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早期主要是向东开放，美、日、韩关系最为重要，现在我们向西向南开放，包括“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另外还有相关的制度建设也要相应跟进。

　　(整理：《改革内参》记者孙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