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到徐州来出席由中国改革研究会主办的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
高质量发展是在发展的问题意识与目标意识相统一的前提下提出的。是确保我国经济发展，遵循经济规律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使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我认为需以6个抓手牵引和推动。
一、必须以“四个自信”为抓手，大力推进“五种理念”的落实。
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是针对发展的问题提出的，但又是以确保我们的特色目标为宗旨的，我们既需要降成本、节资源、减污染、提效率、增效益的高质量发展，又需要使我们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适应主要矛盾的变化，确保小康建设的“全面”两个字，做到充分发展、平衡发展，实现公平正义和发展成果共享。而要做到这样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四个自信”为抓手，坚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种理念推进我们的发展。
任玉岭在大会上讲话
高质量发展需要定力和方向，没有定力就会摇摆不定，没有方向，就会瞎子摸象。只有抓住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抓手，坚定四个自信，我们才能坚定信仰，增强力量，才能在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中方向明、定位准，才能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和破除不良的路径惯性，才能在克难攻坚中坚定不移、百折不挠，使五种发展理念更好落实，取得更大成功。
二、必须以城市化为抓手，狠抓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滞后和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们最大的短板。这也是我国发展质量不高症结的重要一环。为此，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必须重视以城带乡的发展，狠抓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
据我调研，很多发达国家，也也包括欠发达的印度和土耳其等，早年城市发展都有大量的贫民窟。贫民窟聚集了早期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民，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城市发展和经济能力提升后，贫民窟逐渐消失，在贫民窟居住的农民都成了工人和市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问一位大学校长，他们原先的贫民窟那去了，他指着面前的高楼大厦说，这就是原先贫民窟所在地，其中的贫民都成了大楼中的员工和市民。在土耳其，接待我们的人在安卡拉古城上告诉我们，周边原来都是贫民窟，后来城市发展了，那里的穷人有了工作，上了班，政府对他们的住房进行了改造，修了路，种了树，绿荫下的黑瓦黄墙，整齐的街区就是原来的贫民窟。我讲这个情况的目的是想说，我们为了安定，各城市不许有贫民窟，这不仅抑制了农民进城，而且使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40年都有了，还没资格入城。由此造成了第一制造业大国农村户籍的人迄今还有58%。也正是城市化的缓慢，造成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距，即是已进城的农民工，还有2亿人因城市房价极高和子女不能高考而不能在城市安居。
为此，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就要致力于农村的发展和升级，要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矛盾。我认为乡村振兴，必须要有城市化的带动。根据我的调研，城市化率高的地方，农村面貌就新，农民收入就高，农村破旧、农民较穷的地方，都是城市少、城市小，缺乏城市带动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对我国城市化做好顶层设计，设法把城市化受阻的短板补上。
为了补好这块短板，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正在按照“产业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目标努力推进。根据自己对国内国外的考察和调研，我认为乡村要实现二十字目标，还必须有农民的城市化的牵引和推动。没有对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民更多的变市民，我们很多农村还很难做到强起来、富起来、美起来，因为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土地产出低。现在的农村多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有的人讲还有一个“250部队”，这确是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这些人都放在农村去养，农村是缺乏承受能力的，相反，我们需要降低城市的门槛，把更多的“三八、六一、九九、二五O”人员放到城市来进行妥善安排，这才是最有希望，最有实际价值的。城市发展，既需要从理论上破除“中国已进入逆城市化阶段”的谬误，又需要改变长期以来重城轻乡，重富轻贫、重锦上添花轻雪中送炭和热衷于花上垒花的发展路径与惯性。
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的城市化才能真正的更好推进，只有把城市看成国家的、民族的，把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城乡统筹，乡村才能真的振兴。我们全局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得以保证。
三、必须以“人文交汇”为抓手，坚持扩大开放。
开放发展是五种发展理念之一。要保证五种发展理念的落实，必须要扩大开放。我国四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归根结蒂来自于对外的扩大开放。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重要原因是被封锁、不开放。进入上世纪70年代，我们不仅正式加入了联合国，而且中美关系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推进下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1978年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四个特区的划定及14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人类发展一直是在不断的对内对外的扩大开放中前行的，开放促进了人流、物流、科技流、文化流及资金流的聚集与碰撞，并因此，开阔了人的眼界，促进了取长补短和创新发展。改革开放后的1982、1983年，我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地多次感受到那些地方，因开放力度较大，而致不同头发、不同肤色、不同民族、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汇聚一起。这种汇聚，我叫他“人文交汇”，是人文交汇促进了这些地方的创新、发展和繁荣。
今天，我们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就要以人文交汇为抓手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要让五湖四海的文人、商人、科学家、政治家向我们城市聚集，而且要促成更多企业和单位“人文交汇”。而要达到“人文交汇”，一是需要加大对外宣传，提高知名度，让我们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我们。二是需要贯彻好“两山理论”，美化、绿化和净化生存与营商环境，做到宜商宜学宜居，三是需要有更多开放举措的支持，用好“一带一路”的吸引力，凝聚力。四是要学好用好我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创造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各种机遇。五是各企业、各单位，要空出位置，创造条件为“人文交汇”搭建平台。
四、必须以信息化为抓手，搞好创新驱动。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高质量发展，一定要把创新驱动战略，摆在推进发展的首要位置，要把创新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创新发展，首先要以信息化为抓手，大力推进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线上购物和制造业的自动化、智能化，尤其要把人工智能作为总体发展的动力和引擎，勇于参加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的实践和竞争。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和制造业的新引擎，必将进一步释放出历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蓄积的巨大能力，推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重构，催生出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生产力的跃升。因此，高质量发展，一定要抓牢这个抓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相融合，促进制造业弯道超车，以改变我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后进现状。
我们讲的创新驱动，包括思维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就是要重视全面创新。在技术创新方面，要舍得加大投入和用好人才红利。我们经济发展质量 不高，其原因有二，一是长期以来研发投入不足，1985年我去日本三多利研究院，院长说他们的投入占到企业营业额15%，1992年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说，他们每年有1亿美元的研发投入都是企业委托的。而我们进入新世纪的2003年，我在中关村调研时，各大公司研发投入还大多停留在营业额的1%左右。我们的大学更少见有企业委托研发的资金投入。二是我们生产第一线的操作人员、文化水平偏低，1985年我到美国硅谷调研时问了生产线上工人的学历状况，他们大多是大专水平。而我们国家进入新世纪初在老工业基地沈阳统计时，工人的学历仅有6年多一点。
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紧紧围绕降低成本，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搞好创新。为此，要加大研发投入，我国现在的研发费用已达1.67万亿元，占GDP的2.2%，居世界第二。创新的土壤已经增肥，但还不够，尤其需要广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再就是，我国现在每年有800万大学毕业生，有40万海归，我们的广大企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聚集人才，既大力提高操作第一线的人员水平，又要壮大研发队伍，用好人才红利，强化研发创新。
五、必须以激发市场活力为抓手，发挥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激活市场活力和市场对经济的牵引和拉动。为此，一定要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此，我们的改革需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让市场在所有资源配置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取得效益最大化和取得高效率。
但是，也必须明确我们的目标是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发挥好党和政府在市场监管，秩序维护中确保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富裕，这既是我们的初心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的优越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通过他的试验证明，不均衡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否则会两极分化。因此，高质量发展一定要以激活市场活力为抓手，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要在保证市场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让政府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防止两极分化的发生，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和否定政府的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取代和否定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此外，我们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保证。既需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搞好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混合经济发展把国有资本做强做大，也需要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使其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为此，既需要保证非公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并从降税、融资及财产保障方面，激活非公经济，搞好高质量发展，又要按照既亲又清的原则，处理好公私、义利、是非、俭奢、得失的关系，保证非公经济在行稳致远的发展中，做到社会的气正风清。
六、必须以发展物流为抓手，利用好交通优化的营商环境。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经过七十年的伟大斗争，“先修路”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定要以发展物流为抓手，发挥好交通优化的重要作用。
迄今我们已修起公路469.6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万公里。建成铁路13.1万公里，其中高铁2.9万公里。还开通12.71万公里内河航运，修起港口码头30388个，建起民航机场236个，桥梁和隧道已分别建起86万座和8200洞。由此带起的物流总量已达250万亿元，近年来崛起的快递物流，遍及中国广大城乡。大大开通了投资兴业和百姓致富的渠道。
物流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有不少城市，制造业并不发达，但因为利用交通优势，狠抓了物流而促进了崛起。前些年，临沂市的崛起，山东金乡的崛起，以及近些年郑州航空物流，重庆中欧班列的大发展，都对地方发展起到了重大带动作用。重庆中欧班列甚至吸引了越南和老挝的货物，通过重庆运往欧洲。
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了世界27%，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5倍，日本的3倍，是美日德三国的总合。当今不仅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产品有巨大需求，而且随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增加和购买力不断上升，国外的货物在中国也有巨大市场。因此，高质量发展，一定要瞄准国内外两个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好海陆空交通优势，发挥好物流业对制造业、旅游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任玉岭 原国务院参事，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智库》、《国家智库》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