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原理事长　宋晓梧　

　　当年我曾从事资源型城市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工作。那时我们面临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比较难以解决。现在在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指引下，徐州创造了很多经验，解决了我们当时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们从追求高速度转向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应当说，追求高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GDP仅仅在200美元左右，物质财富十分缺乏，综合国力确实较差。在一个阶段内，提出翻两番的发展目标，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得到广泛赞同。但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再过分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把发展局限于经济增长就有问题了。

　　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增长，这个重大发展理念的转变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学界是高度赞同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高速度评价指标很简要，主要是GDP的增长，各地可以依次排名次，而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现在理论界还在研究商榷。可以把高质量增长指标分解为多个子体系，如包括供给侧的高质量，需求侧的高质量，收入分配的高质量，生态环境的高质量，人民生活改善的高质量，等等。但这些指标不像GDP增长指标那样简单明晰。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逐步摸索。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单纯的GDP增长指标来评价整个经济增长态势，更不用这一指标作为评价干部能力的主要标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事实上，GDP指标诞生之初，自身就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它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成本高低、不能反映经济成果的分配情况、也难以反映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由于各地长期过分追求GDP增长，GDP指标的这些缺陷在实际工作中被放大了。

　　我从事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时和退下来以后一直关心这方面的事情。我今天演讲想强调的是，转向高质量增长对于资源型城市与老工业基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处理好在当初很难处理好的几个重大关系。我谈三方面的关系。

　　第一、高质量发展理念有助于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为人民生活更美好，改善民生是我们旗帜上的标语。但是，由于前阶段过分重视GDP指标和对政绩的短期考核，民生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被摆放到次要地位，有时甚至被忽略。一些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地区，上项目主要考虑能够增加多少GDP，而不是从改善民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规划。特别是在官员提拔有年龄考核期限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紧迫，对地方官员的约束性更强。一些地方领导说，创新、民生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大幅度拉动GDP增长的，他在任期内就想着能不能上两三个大项目，使当地的GDP在省里或全国上一个台阶，否则年龄一过，再努力也没用了。

　　现在转到高质量发展、落实新发展理念，这个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民生特别需要关切的是环境问题，包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前几年徐州市容也是脏乱差，棚户区改造就是从“住有所居”的民生基本问题着手的，对改变市容市貌也有很大作用。民生之本是什么?是就业。201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六稳”要求，稳就业居“六稳”之首。以前你问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能不能把就业指标放在重要位置，会很难，绝对是GDP增长指标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从确保民生、从高质量发展角度就比较容易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上项目可以优先考虑拉动就业的作用。

　　我一向认为，民生问题对于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更加重要。计划经济时期是“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在民生问题上，包括供水供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欠账更多。东北很多老工业基地与资源枯竭型城市一个阶段GDP增长也很快，但民生改善与全国比至今远远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有利于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处理好民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徐州抖落百年煤城的尘埃，披上“一城青山半城湖”的新衣，在这方面给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第二，高质量发展理念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对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有特殊的意义。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过去资源配置以政府为主，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发展滞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相当弱，更谈不上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党政工团齐动员，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怎么搞好“放管服”，完善营商环境，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比其他城市或地方，是更加突出的问题。

　　同时要看到，在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我和一些经济学者有些分歧的地方。我认为，资源型城市的历史欠账是政府欠的账，政府应该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例如，大规模的采煤沉陷区治理能简单推给市场能解决吗?德国鲁尔地区，法国北加莱、兰斯等地的治理，政府也出台了特殊的金融、就业和社保政策。再如煤矸石山、棚户区的治理，政府的欠账政府出面偿还，这是责无旁贷的。如沉陷区的治理就需要政府主导，出台相关政策，同时吸引社会资金才能较快解决。再如，棚户区改造等问题政府不出面，完全靠房地产市场自行解决也是很难的。

　　资源型城市转型、老工业基地振兴，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政府应该更好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有相应的责任。仅举一个例子，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地区职工养老保险负担很重，这个问题就应当由中央政府统筹考虑。为什么?老工业基地老职工多，不知道徐州情况怎么样，东北一些地方负担非常重。黑龙江现在1.26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职工养老保险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有责任尽快实现职工基本养老全国统筹。徐州生产10亿多吨煤都是徐州自己用了吗?利润都留在徐州了吗?肯定不是，过去计划调拨支持全国了。我多次建议中央在这方面要承担责任。事实上，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央政府做出了很多努力，已经十多年给予资金转移支付，对职工养老金也给予了大量补助，承担了一定的责任。问题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至今没有到位，进展过于迟缓。十九大报告提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目前迈出了第一步，建立中央调基金，但这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统一经办机构。此外，在全国统筹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合理地统筹划拨国有资产补充职工养老保险基金。

　　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与资源型城市转型，有利于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各司其责，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司其责。

　　第三，高质量发展理念有利于理顺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这对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有重要意义。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多数产业结构偏重，往往“一业独大”。如何适应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的需要，与其它地区相比，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方面，徐州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刚才周铁根书记介绍了徐州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型产业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改革内参》对周书记的专访文章中，对处理好新兴产业和老产业转型提了6条非常好的创新经验：一是完善科技政策支持体系，精准释放系列政策红利。二是促进科技产业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徐州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新高尖技术的发展深度融合。三是完善双创平台体系，构筑科技企业孵化金融链条。四是完善协同创新企业，借助外力外脑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五是完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渠道。六是完善科技金融扶持体系，拓宽创新创业的融资渠道。我们可以看到，这六方面经验把传统产业通过新的创新和创业融合起来了。

　　我不太赞成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把老产业作为旧动能，把新产业作为新动能的观点。有一些地方官员把钢铁、煤炭、纺织作为旧动能。需要说明，动能和产业不是一个概念，要明确区分。传统产业用新的技术改造会焕发青春，与新兴战略性产业一样有发展前途。

　　从追求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处理好以上三方面的关系，这对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徐州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和学习。

　　(整理：《改革内参》记者贾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