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国际秩序举足轻重的两股力量，中美两国是全球政治传播研究备受瞩目的对象。两国间关系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和平稳定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以来，中美关系在各领域取得了广泛合作成果，两国公众的社会交往也不断深入，形成了紧密热络的文化交流纽带。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数据，2017～2018年，中国在美高校留学生规模超过36万人，占全美高校国际留学生约33.2%。[1]而2017年，中国公众在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方面的支出达51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3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从2006年的4.3亿美元扩大至2016年的262亿美元，年均增长50.8%。”[2]全球化发展格局之下，中美两国已处于深度依存关系。中美贸易总额不断攀升，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方面规模庞大，并形成各自互补优势，对两国经济环境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3]过去也有调查指出，美国人民尤其是年轻群体，开始倾向支持与中国建立更为坚实的经济联系。[4]中美人民活跃的社会交往与商业往来，为中美合作创造了更为良好、活跃的氛围，扩大了两国对话的坚实民意基础。
尽管40年间中美双边关系整体上朝积极、务实、互惠的方向深化发展，不过，当下中美关系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尤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外交等领域存在的战略竞争，使得中美摩擦的潜在风险日益增加，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带来不利效应。社会沟通方面，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以及越来越多中国人走出国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背景之下，中国公众逐渐提高对美国社会的了解程度。相较而言，如过往观察者提醒：“比起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美国人更缺乏对中国的了解”[5]，尽管当前美国社会开始透过更多渠道更多地关注、接触中国，甚至“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崛起”[6]事实，但大多数美国人对美中关系仍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在此背景下，了解现阶段中美两国公众关于对方国家的社会认知与态度，掌握两国公众跨文化接触的基本现实面貌，对我们正确评估中美两国关系的民意气候，引导合理的对外传播路径、进一步拓宽两国交往的社会信任基础，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
以中美两国公众文化交流与相互间国家印象作为方向，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在2014～2015年度中国公众世界观念调查、2015～2016年度、2016～2017年度中美两国公众世界观念调查基础之上，继续展开了2017～2018年度中美两国社会民意调查。本研究报告即基于此次跨国民意调查数据结果。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下行趋势风险的重要关头，研究试图展现两国普通公众关于对方国家的信息接触状态及其认知感受，促进理解两国民意关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现实态度与趋势判断，以期为协助推动总体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研究设计
本报告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中美公众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家印象：其一是新闻媒体接触，描绘中美公众从不同媒体来源了解两国以及对这些新闻信息的评估;其二是文化交流情况，包含中美公众之间相互感兴趣、了解彼此、收看对方国家影视节目以及透过社会生活中不同渠道接触对方国家文化的程度;其三是关于中美的国家印象，既涉及对两国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和现阶段主要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看法，同时也涉及人们对彼此国家的整体印象以及自我感受的社会信任感、国民自豪感和生活满意度;其四，我们聚焦中美公众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动态认知，呈现两国民意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
本次调查于2018年10～11月开展，采用线上问卷形式执行，被访对象为中美两国成年网民。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8.02亿，约57.7%的中国公众为网民。[7]美国互联网普及率则在2018年初接近90%。[8]因此，在线调查尽管存在样本范围的局限性，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两国社会公众的主流声音。事实上，这一方式已经被各类国家性调查广泛承认与运用。
两国调查均委托专业独立的民调机构执行。其中，中国部分由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该公司在线调查样本库拥有超过500万人次注册用户，采用详细会员信息和IP地址、电脑Cookie、e-mail、手机号码等交叉核验方式进行唯一性管理。调查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按照项目要求的年龄、性别、学历等条件在会员库中抽样，然后针对样本框随机性发放调研邀请46380人次，响应人数为4491位，回收成功问卷2500份(55.7%)。美国部分的调查则委托知名研究机构Qualtrics公司执行。该公司调查样本库由逾600万用户构成，透过唯一IP地址、数字指纹技术与删除重复数据等方式进行质量控制，共回收成功问卷2562份(74.2%)。
两国调查进行时均遵循在线调查的标准化流程。在被访者筛选方面，严格把控发送邀请环节，保证只对项目要求的目标人群发送邀请，排除近期参与过同类调研的受访者;每个受访者只能参加一次调查，不论作答结果如何，均不允许再次参加，排除受访者重复参与作答的可能性;设置程序检查，对于始终回答一致的被访者跳出提醒、要求重答或终止访问，从而控制作答质量;执行结束后，两家公司指派督导检查数据，设置最低填答时间，剔除废卷，保证最终样本质量。另外，调查事先均按照两国各自人口统计学标准，设定了相关配额要求，以确保受访者基本符合两国总体网民结构，详细的配额要求与最终受访者结构如表1与表2所示。
中美公众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对方国家的情况
中美公众接触对方国家新闻的频度。新闻报道建构着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基本想象，大众媒介因而成为中美两国公众了解对方国家状况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通过提问“您是否会通过以下渠道，了解有关美国/中国的新闻报道”，本报告划分了报纸、电视、广播、杂志、新闻网站、社交网络和其他渠道7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接触来源(取值范围1-5，1=几乎从不会，5=几乎每天都会)，以此讨论中美公众接触彼此国家新闻的程度。数据显示(见图1)，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网络是中美两国公众关注对方国家新闻最为重要的三类渠道，而接触报纸、广播和杂志传统媒体的频度则相对较低。在新的传播语境下，互联网已成为中国公众认识美国最主要的新闻来源之一。美国方面，电视仍然是人们了解关于中国方面信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渠道。
中美公众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对方国家的现状比较。本报告将上述涉及两国公众接触对方国家新闻信息的7个项目合并为综合指标，用以测量中美公众关注对方国家的程度，并进一步在不同社会群体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其中，中国数据方面α信度系数为0.83，美国数据方面α信度系数为0.94，信度状况均表现良好。
整体来说，中国受访者表现出更多了解美国的兴趣，通过新闻报道关注美国的程度要显著高于美国公众接触关于中国新闻报道的程度。由此可见，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了解程度存在明显差距，美国公众对有关中国内容信息的了解意愿比较低，而中国公众对美国的了解程度更高。这与前人一直以来的观察结果保持一致。[9]在两国内部，男性受访者对对方国家的关注程度(见图2)，均高于女性受访者。过往实证研究发现，人们的新闻消费存在性别不均衡性，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少接触新闻。[10]本报告结果也佐证了这一“性别鸿沟”现象。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通过令受访对象依据自身家庭的收入水平情况进行打分，将其划分为五类群体，从而进一步描绘中美两国公众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关注对方国家的程度(见图3)。结果发现，在中美两国，中下收入者较之其他群体均最少关注有关对方国家的新闻。总体上，收入越高的公众，对对方国家的关注程度越高。
鉴于在美国党派倾向与种族因素向来被视为影响人们社会态度的重要变量，因此也将两者纳入本报告。如图4与图5呈现，党派意识形态方面，持有共和党倾向的美国公众对中国关注度最高(M=2.58)，其次为民主党倾向人群(M=2.35)，独立派人士对中国的关注度较低;而种族因素方面，黑人/非洲裔和亚裔美国受访者对中国关注度较高(M=2.45和M=2.44);白人/高加索人以及西班牙裔受访者对中国的关注度相对较低(M=2.28和M=2.22)。
中美公众关于本国媒体报道对方国家新闻的满意度。中美社会如何看待本国媒体关于对方国家的新闻报道?通过提问“您是否在以下方面满意我国媒体关于美/中国的新闻报道?”(单位1-5，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本研究试图从报道全面性、报道立场、报道数量三个指标予以评估。将三个指标合并之后，则得以测量中国公众针对本国媒体关于美国新闻报道(α=0.77)以及美国公众针对本国媒体关于中国新闻报道(α=0.89)的整体满意度(见图6)。
可以发现，两国公众在三个细分指标方面的表现均较为接近。美国公众满意平均水平最高的是本国媒体对中国新闻的报道数量(M=3.27)，随后是报道立场(M=3.22)和报道全面性(M=3.20);中国公众则最为满意国内媒体关于美国新闻的报道立场(M=3.61)，其次为报道数量(M=3.59)和报道全面性(M=3.52)。两国公众对本国媒体关于对方国家的新闻报道均表示较高满意度，不过深究来看，他们对各自国内媒体从更为全面的内容层次提升涉中/美新闻报道抱有更高需求。同时，较之美国公众，中国公众整体上更为满意本国媒体关于对方国家的报道(M=3.59 VS M=3.23)。
中美公众文化交流现状
中美公众关于对方国家的兴趣。对某个国家感兴趣的程度是推动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动因。在此部分，我们将中国、八国集团成员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在东亚的重要邻国韩国共十国纳入分析，比较中美公众对世界不同国家感兴趣的程度(见图7)。总体上，相比于美国社会，中国公众对外部世界持有更多兴趣。超过七成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美国有兴趣，并且，这种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此外，日本(50.1%)和俄罗斯(48.6%)也是中国公众比较感兴趣的国家。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仅有23.7%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有兴趣，相较而言，他们最感兴趣的国家是英国(36.7%)和邻国加拿大(34.5%)。
中美公众对对方国家的了解程度。除却感兴趣程度之外，中美社会究竟对对方了解几何?通过提问“您认为您在多大程度上熟悉中/美国?”(单位1-5，1=完全不了解，5=非常了解)，本报告得以呈现中美公众对彼此国家的相互了解程度(见图8)。可以说，中国受访者比美国受访者认为自己对对方国家的熟悉程度更具信心。56.6%的中国公众表示对美国“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仅有1.4%的中国公众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了解;而只有36.4%的美国公众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中国，另外则有近一成的美国人几乎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
中美公众关于对方国家影视节目的接触情况。对外影视节目输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以来，以好莱坞电影、美剧、美式综艺等为代表的美国影视节目在中国市场一直颇为流行，拥有广泛的受众人群。通过提问“在日常生活中，您收看中/美国的影视节目多吗?”(单位1-5，1=从不，5=很多)，我们试图了解中美公众消费对方国家影视节目的现状。数据显示(见图9)，美国影视节目对中国受众群体具有更大影响，中国受访者收看美国节目的机会显著高于美国受访者收看中国节目的机会。当前中美两国在以影视节目传播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层面仍存在较大距离：36.1%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会“较多”或“很多”地观看美国影视节目，美国公众观看中国影视节目达到此程度的则为14.2%;仅有8.6%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从不”观看美国影视节目，而表示“从不”观看中国影视节目的美国受访者高达46.4%。
中美公众接触对方国民的程度。不同国家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接触是增进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方式。通过提问“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您接触美/中国人的机会多吗?”(单位1-5，1=完全没有，5=很多)，我们调查了中美民众评估自己与对方国民相互交往的程度(见图10)。在当今中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趋势下，中美两国许多公众均表示有机会接触到对方国家国民。不过，两国公众间的实际交往的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相较于中国受访者接触美国公众的程度(1.8%)，更多美国受访者表示有机会与中国公众打交道(10.9%)。这可能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移民国家以及世界头号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息息相关。既往数据也表明，中美在留学教育、旅游贸易等方面存在十分显著的“逆差”。在中国方面，32.1%的受访者“完全没有”接触过美国国民，与此同时，约一半受访者表示“偶尔”能够接触到美国公众，表示有“很多”机会接触到美国人的受访者仅占1.8%;在美国方面，23.8%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有”接触中国人的机会，但有22.6%的受访者表示有“较多”或“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公众。
中美公众在线交往与亲友情况。通过提问三个是非判断问题：您是否“社交网络上有中/美国好友”“有亲朋好友去过对方国家”“有亲朋好友在中/美国工作”，我们进一步呈现中美社会通过不同方式进行文化交流的现状。
两国调查发现(见图11)，中国公众有更多机会通过周边亲友接触美国文化，大约六成国人表示身边有亲友到过美国，近四成有亲友直接在美国工作。美国受访者当中，报告身边有亲友来过中国的比例达到31.0%，而身边有亲友在中国工作的则为16.7%。除却从身边亲友获取关于美国的信息，如今社交网络也成为两国国民了解双方的重要渠道之一。21.7%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在社交网络空间有来自中国的好友，而在中国受访者当中，报告自己在线好友当中有美国人的比例则达到32.9%。
中美公众的社会信任感、国民自豪感与生活满意度。中美公众如何评估自身的社会生活境况?在此部分，我们透过社会信任感、国民自豪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观察人们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感受。社会信任感通过提问“您觉得这个社会中大多数的人，是否值得信任?”(单位1-5，1=完全不能信任，5=完全能信任)予以测量;国民自豪感通过提问“作为一个中/美国人，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骄傲?”(单位1-5，1=完全不骄傲，5=非常骄傲)予以测量。同时，我们令受访者在10分制基础上，针对自己对现有生活水平满意与否的程度打分，数字越大表示满意程度越高，以此观测受访者主观感受的生活满意度。
调查显示(见图12)，中美两国公众表现出较高的社会信任感、国民自豪感和生活满意度。不过，在三项指标上，中国公众均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平均水平。其中，在社会信任感和国民自豪感两方面两国落差较大。美国受访者更易对社会中所接触人士感受到不信任，社会信任感自我评估的得分均值为3.07，中国受访者则为3.64;中国受访者的国民身份认同相当显著，国民自豪感打分均值高达4.25，美国受访者则为3.87。
中美公众对彼此国家的印象
对于一国形象的认知应涵纳“本国公众对特定国家的物质基础、国家政策、民族精神、国家行为、国务活动及其成果的总体评价和认定”。[11]透过对比中美公众对他国的评价，我们希望深入了解两国公众关于对方国家的基本认知和态度指向。
中美公众对中美政治外交与社会发展的印象。透过两个问题“1、以下哪个表述，很符合您心目中关于中国的印象?2、以下哪个表述，很符合您心目中关于美国的印象?”设置“现代化国家、负责任国家、民主国家、霸权国家”等作答选项，以此了解受访者对中美两国的整体印象感知。
本研究采用“负责任”“民主”和“霸权”等概念标签作为公众对一国政治外交印象的基准认知，采用现代化程度作为一国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数据显示(见图13)，58.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现代化强国，但只有22.9%的美国受访者持同样观点。六成多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63.2%)，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也认为美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27.8%);但两国绝大部分受访者不认为对方是负责任的国家。接近半数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民主的(48.2%);但是，只有6.7%的美国受访者持同样的观点。不到三成的两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23.4%和27.3%)。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75.7%)，但只有不到一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有霸权主义倾向;两国公众几乎都不认为本国是霸权国家。
中美公众对彼此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印象。通过让两国受访者对不同国家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印象打分(取值范围1-10，1=非常差，10=非常好)，且将几个主要世界大国纳入评估参照系，本调查试图站在全球的角度比较中美公众对彼此国家的好感度，并以此来判断两国公众对特定国家的情感倾向性。
为比较起见，除中美两国外，本研究还将日本、俄罗斯、韩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六个国家纳入分析范畴。数据可见(见图14)，中美两国公众对本国的打分都很高，分别为9.0分和8.1分;而两国公众给对方国家的打分都较低(6.0～6.5分之间)，刚越过及格线水平，处于从“感觉差”到“感觉好”的过渡地带。在被中国受访者打分的八个国家中，日本得分最低，只有5.1分，不到及格线。美国受访者给日本的打分相对较高，达到7.0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被美国受访者打分的八个国家中，俄罗斯得分最低，只有5.2分，俄罗斯在中国受访者处得分却高达7.5分。两国受访者给韩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打分较为接近，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得分徘徊在7分左右不同的是，韩国得分出现双低，5.9分和6.3分。
数据显示(见图15)，中国受访者给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打分相当高，为8.7分;美国受访者给习近平主席的打分，只有5.8分，尚未到及格线。尽管分值偏低，但美国受访者给习近平主席的打分高于美国领导人特朗普(5.8分VS5.3分)。中美两国公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好感度比较一致，为5.3分和6.1分。中国受访者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打分和美国受访者给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打分相同，均为极低的4.5分。但是，中国受访者对普京的评价则很高，达到8.0分，这都在意料之中。与美国公众对各国政治领导人的苛刻评价稍有差异的是，中国公众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评价均在7分左右。
中美公众对彼此国家主要问题的看法。中美公众对彼此国家的社会热点问题的评判，不仅能反映出深层次的民意动向，也能折射出两国文化底蕴、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差异内涵。据此前的研究结果，我们列举了中美两国面临的七种常见社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失业、医疗改革、国土安全/战争/恐怖主义、移民/种族(民族)问题、廉政/行政效率问题、人口/性别/治安问题。调查过程中，我们要求两国受访者指出上述哪个或哪些社会问题在两国最为严重，从而判断双方国家治理挑战的困境源头。
结果显示，两国受访者对彼此国家主要社会问题存有四种倾向性的看法。
其一，在自己国家很严重，但在对方国家几乎不存在或好很多(见图16)。这包括两方面的问题：“医疗改革”和“廉政/行政效率”。以“医疗改革”为例，过半数两国公众(57.7%和50.3%)认为自己的国家面临此类严重问题，但只有16.5%的美国受访者和20.2%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对方国家也遭遇此类问题。
其二，都认为在中国很严重，而在美国不严重。此类问题为“环境污染”。如图17所示，71.8%的中国受访者和47.8%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该问题在中国很严重，相反，只有两成的两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正面临此类问题(24.2%和20.6%)。
其三，都认为在美国很严重，但在中国则要好很多。这涉及“移民/种族(民族)”和“国土安全/战争/恐怖主义”两类(见图18)。以“移民/种族(民族)问题”为例，66.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重点治理，44.3%的美国受访者也持同样看法;但是，分别只有26.8%的中国受访者和12.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面临此类问题。
其四，中国受访者认为在两国都很严重，美国受访者认为都不严重。在本调查中，此类问题为“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失业”和“人口/性别/治安”。图19显示，以“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失业”问题为例，有超过半数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这一问题在中美两国都很严重(64.6%和53.7%)。但是，美国受访者的看法与此相反(18.9%和31.1%)。
中美公众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动态认知
美国政府2017至2018年来施行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新举措，对于两国公众解读全球局势的变化起到了深远影响。特朗普政府加强关系性霸权、弱化结构性霸权，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奉行单边主义，使得逆全球化的力量急遽增长。透过中美公众对主要双边/多边关系和热点问题重要性判断的历时性差异，我们希望重点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给中美两国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环境带来的新变量。
中美公众对两国重要双边关系的动态认知。总体上看，两国公众在评价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时，主要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对涉及本国的重要双边关系会倾注更多关切。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俄关系一直是最受中国公众瞩目的双边关系，2017年(数据源于2016～2017年度调查)和2018年均有超过五成的中国受访者强调其重要性(55.9%和54.9%，见图20)。与此相对应，美俄关系亦是美国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43.1%和33.6%，见图21)。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俄战略遏制政策，引发两国公众对于中美俄关系的持续担忧。另外，美国受访者眼中的美日关系与中国受访者眼中的中日关系几乎同等重要。
数据显示(见图20、图21)，中日关系随着中日两国领导人2018年的互访后有所改善，这也反映在中国受访者对于中日关系重要性判断的递增上，上升了5.6个百分点(34.8%VS29.2%)。2018年中国受访者对中欧关系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美国受访者对美欧关系的重视程度(43.9%VS31.9%)，而这组数据在2017年分别为37.3%和39.0%。一年来美国多边政策的调整侧面拓宽了中欧战略合作前景，中欧双方经贸关系推进平稳且在“伊核协议”等重大问题上立场相近，中欧关系良好在民意认知上有显著呈现。另外，随着中非友好合作的深入开展，中非关系在中国受访者眼中的重要性一年来跃升了近15个百分点(37.3%VS23.0%)，与此相反，美国受访者眼中的美非关系重要程度持续下滑(21.7%VS25.2%)。
中美公众对两国重要多边关系和热点问题的动态认知。据调查可知(见图22)，“一带一路”和“南海问题”是国人2017至2018年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前者彰显了大国外交实力(46.1%和63.2%)，后者关涉主权纷争(66.9%和62.1%)。2018年时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这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引发的舆论热度使得民意关注处于持续高位。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加大军事介入力度，提高武力威慑的可置信程度，致使美国受访者普遍表现出对本国与中东朝韩关系的密切关注，对此多边关系的重要性认知连续两年均高过中国受访者。
实践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也越来越期望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在中美关系重要性与日俱增的情境中，充分了解两国公众文化交流现状和对彼此国家的认知印象，不仅有利于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作出前瞻性预判，也可为应对全球治理挑战和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提供宝贵的借鉴。
第一，提升传播能力，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要弱化消解“中国威胁论”的民意基础，就必须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舆论战的升温引发了大范围的民意波动，进一步凸显出中美两国间一直存有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等结构性矛盾。倘若任由西方媒体占据话语权的强势地位，刻意放大政策性解读，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偏差将会持续加剧。唯有在国际舆论场中积极发出中国声音，变“他塑”为“自塑”，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价值，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
第二，以“中国故事”传递文化共性，增进中美公众认知互信。研究表明，只有不足四成的美国公众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中国，而表示“从不”观看中国影视节目的美国受访者近五成。让世界了解中国，就要面向海外受众弘扬中国精神，展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用中国立场传播中国声音。在进行信息呈现和传播过程中，应以充分了解国内外的文化背景差异为基础，努力发掘情感与价值共性，运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着力塑造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负责任大国”形象。
第三，创新对外传播手段，通过“借船出海”实现传播目标。调查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在社交网络上有来自中国的好友，逾三成的中国受访者有美国在线好友。要发挥网络的互动性、多样性传播优势，直接与他国网民对话，积极与美国本土受众开展交流，充分了解其关注点并作出积极回应。要重视新媒体传播渠道，尤其要重视美国当地的新闻网站和社交网络。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多语种社交账号全面布局，利用境外媒体进行规模化传播，精准设置议题，细分推送内容，着力打造海外融媒体传播矩阵和全媒体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