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9年6月13日，在美国波士顿，美国斯坦福大学前帆船教练约翰·范德莫尔因卷入美国大学招生舞弊案出庭受审。美国联邦法官判处他2年监督释放的缓刑，包括前6个月限制在家中。范德莫尔还被处罚款1万美元。

　　范德莫尔是美国招生舞弊案中认罪的22名被告中第一个被判刑的，其他大学的涉案人员估计很快也会受到惩罚。然而，这只是美国知名高校曝出的招生舞弊事件的冰山一角。实际上，美国一些非富即贵的家庭，通过“见不得光”的方式进入大学甚至进名校的做法，早已经不是新闻。类似事件在美国高校的人才选拔中已经出现了多次。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交易，被其在人才和科研方面耀眼的光环所掩盖。

　　如今，媒体的深挖已把那些通往名校或隐或现的暗门放到了镁光灯下，普罗大众终于可以明白：在他们费尽心力向心仪的大学奋进时，一些特殊的捷径早已存在，专门为一些特殊人士所设。

1.大学选拔标准：被利用的多元化

　　笼统地谈美国高校如何选拔学生是不尽合理的，这容易掩盖美国高校多样性的特征。实际上，美国高校在办学定位、层次、类别、经费来源、治理结构和人才培养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不同高校在人才选拔上的理念和做法也不尽相同。

　　总体来说，美国高校的人才选拔在入学标准上同样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即实施所谓的多元评价。一般来说，高水平大学入学标准比较多，要求近乎苛刻。而大量的社区学院则基本上实行开放入学的政策，不需要学生提供高中毕业证书以外的材料。两者之间很多大学，在选拔标准上集中体现了多元评价的特点，其中课程成绩、大学入学考试成绩、班级排名、课外活动、推荐信等是“多元”的重要内容。

　　去年，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简称NACAC）发布了美国高校招生情况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指出：高校的人才选拔标准多达十余项，如果依据这些标准的重要性来排序的话，那么高中全部课程成绩、大学预备课程成绩、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和高中课程强度分别位列前四名。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高校人才选拔标准中最重要的是“高中全部课程成绩”，80.9%的大学认为“非常重要”，而排名第二的“大学预备课程成绩”实际上包含于高中课程之中，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尽管也有52.3%的大学认为“非常重要”，但与前两个标准的比例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主要包括两项，分别是SAT和ACT，均由相对独立、面向市场的专业化考试机构举办。两个考试的主办方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参加SAT和ACT考试的美国本土学生分别有213.7万和191.5万。从规模上看，这两个考试在美国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在高校人才选拔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其他重要的选拔标准包括一些与考试成绩并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比如学生的兴趣、推荐信、个人作品、面试等。这些标准更多指向的是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毫无疑问，它们也是影响学生在大学学习以及未来工作中表现的重要因素。在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时赋予那些能够预测学生未来表现的指标必要的权重，是美国高校设置选拔标准的基本逻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大学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对SAT或ACT成绩的要求。但据美国国家考试公平与公开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 Open Testing）的调查，截至2019年春季，全美超过1000所的四年制学院（大学）不强制要求学生提供任何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2.高校招生：一个难以打开的“黑匣子”

　　从招生过程上来看，美国高校一般会依据上述若干标准来要求学生在申请时提供各种材料，以表明能够胜任大学阶段的学习。在收到学生的申请材料后，大学的招生委员会会对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详细的审核，最后给出不同的录取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同时向多所高校提出申请，当然也就可能拿到多个录取通知书。如果学生足够优秀，选择主动权就在学生手中。学生最后接受哪个录取，除了权衡利弊外，还可以与不同高校进行讨价还价，视各种优惠待遇而做出决定。对一些名牌大学而言，学生之间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但对优秀的学生而言，高校之间在“抢生源”上也同样竞争激烈。

　　对本次美国高校招生丑闻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看清美国高校一整套人才选拔机制的运行机理，也有利于分辨那些看似可借鉴经验的局限性。通过事先确定的选拔标准来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查后做出招生决策，是美国大部分中高水平大学通行的做法，也是这些大学主要的人才选拔途径。但即使是这种外在标准相对客观的人才选拔模式，还是呈现出了“两端公开、中间封闭”的特点。

　　“两端”分别对应着选拔的输入和输出，输入端是大学事先公布的选拔标准，输出端是录取的结果，这两方面是非常明确的。“中间封闭”指的是具体的招生决策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黑箱”。在大学自治的逻辑中，其内在的运作方式因学校而异，但共同的特点是看不清，也说不明。这无疑给外部力量的干预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个“黑箱”至少还有前置的若干客观标准在输入端为基本的公平保驾护航。美国高校中其他一些特别的招生政策更是难逃不公的嫌疑，而且更容易被一些特殊群体“钻空子”。撇开更为独立、自主权更大的私立大学不说，即使是在为数不少的公立大学中，也存在类似于例外录取（Admission by exception）的特殊人才选拔模式。所谓例外录取，从字面上即可理解：即使没有满足高校的选拔标准但同样可以被录取。实施这种招生方式的大学既有世界顶尖的学府，如加州大学，也有美国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校，如马里兰大学，还包括地区性的、主要面向本地招生的高校，如印第安纳州立大学。

　　以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为例，早在2011年，其秋季入学的大一新生中，共有110人通过例外录取的方式进入大学，占这一届录取总数的2.5%。这些学生并没有满足大学要求的选拔标准，其中不少是运动员。这个比例并不算高，实际上学校规定的上限是不超过6%。

　　对于采取这一举措的原因，加州大学认为：即使是那些最富有创造力、专注力以及聪慧的学生，有时候也不能全部满足大学选拔的要求，还有那些因为在家接受教育而不能提供成绩单的学生以及被生活环境阻碍了的学生……

　　这些“官宣”所体现的教育理念和人本追求确实辞藻华美，但是本次招生丑闻中的一些丑恶行径，也正是借由这样的“例外”而促成。涉案家长通过支付数十万美元来收买大学体育教练，让子女成为“体育特长生”，进而被名牌大学录取。事实上，他们的孩子毫无这些体育项目的特长。对于私立大学，类似的录取则更加不透明，学生的来源也颇为复杂。正如一些媒体揭露的那样：有靠过五关斩六将考进来的，也有靠政治正确照顾进来的，有靠父荫进来的，也有靠捐大楼进来的。难怪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认为：这些丑闻所暴露出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

3.效率与公平：难以达到的平衡

　　从表面上看，美国高校的选拔标准非常均衡多样，涉及了对学生多个方面的考查，但具体到某所大学来看，这些选拔标准究竟在招生决策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却并没有外显的、统一的特征。特别是，很多高校根本不愿意公开说清楚或也无法说清楚。更有甚者，把“暗箱操作”作为与同类高校竞争优质生源的“秘密武器”，这样一来就更加没有对外公开的动力了，还能被冠以“大学自治”的名号。

　　从深层次上讲，这些做法嵌套于美国高校特殊的治理结构之中，也集中反映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先不论绝对的好坏优劣，至少在美国的政治理念、社会期许和大众语境中，这一套逻辑是自洽的，具体的做法也保持长期运行。高校的人才选拔直接服务于社会的人才培养需求，而人才培养的成效又是检验人才选拔精准度和效率的重要标准。美国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确实取得了突出成就，而大学自治的体系也为美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提供了天然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充分保障了大学内部事务在专业化的轨道上平稳运行，而不必疲于应付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更不会轻易因舆论压力而改变——即使是面对公平上的质疑。目前，这次舞弊事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尽管不少涉事家长已经公开认罪，但这一事件还不足以撼动美国高校人才选拔模式。

　　总体上看，美国高校的一整套人才选拔举措能够对学生进行更加多元、全面、深入的考查，而不会陷入“唯分数”的窘境。但不足是，这一套程序在对社会公平的诉求方面回应乏力。因为工作的原因，近几年来，笔者问过欧美的同行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学生按照大学的选拔要求准备了申请材料，向某大学提出申请并得到了录取。假设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学生因故换了一个名字，用同样的材料再去申请大学，那么，他被录取的概率有多大？不同国家专家的判断非常不一致。美国同行的回答集中在60%～90%之间，并强调各个学校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名牌大学可能更低一些。英国专家的回答是偶然性比较大，有说50%的，也有说80%的。每当我告诉对方在中国的结果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发出了赞誉之词。但也有华裔的专家告诉我：那是因为你们的制度只看分数并且把分数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这看上去很公平，社会也很认可，但选分不是选人，选分只需要排顺序，但选人才显然需要看得更多，而且会因不同的选择方法而异。每当这时，我基本上这样回应：国情不同，各有优势。

　　（作者：章建石，系教育部考试中心业务主管，主要从事教育测评与评价、招生考试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