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30余年，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阶段性特征。一是全面实现工业化并在2030年后全面转入后工业化，且在较大程度上进入信息化社会，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大动力。二是基本完成城镇化，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基本完成，城市新二元结构问题得到解决，城镇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化待遇基本消除。三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60%以上并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充分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并实现共同富裕。四是各项制度更加成熟完善并基本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模式趋向成熟，社会主义的命运前途取得决定性胜利。五是我国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中的地位重塑确立，成为世界具有重大话语权、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甚至成为在国际利益调整上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世界大国。
未来30余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改造全球传统生产模式和服务业态，推动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促进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新科技革命或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并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催生出新的行业、改造传统的产业、塑造产业格局。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融入到传统制造业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过程，将推动传统制造业由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转变为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生产，大幅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能级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全面嵌入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将打破传统封闭式的制造流程和服务业业态，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链上融合。随着产业高度融合、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现代产业体系还将加速重构。与此同时，随着新技术在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取得突破，将催生出具有关联性强和发展前景广阔的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将推动全球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进入新一轮长周期繁荣期。
与此同时，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应用抑或将促使全球价值链出现分解、融合和创新，对传统比较优势、要素供给、制度供给等形成压力。一方面，颠覆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打破原有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模式，推动全球从产业链式分工转向产业网络式分工，劳动等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和传统加工制造环节的重要性将降低，创新要素和研发设计活动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强化。另一方面，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加大对信息人才、数字人才、智能人才的需求，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可能加剧传统有形物质资本供给过剩和数据、知识等无形资本需求加速上升之间的供需矛盾。与此同时，新科技产业革命或还将摧毁旧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加剧现行教育、科技、就业、社保、法律法规等传统制度体系与新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全球治理体系和各国经济社会制度带来新的挑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开启的“直道超车”机会窗口，夯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迈进的生产力基础。
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迁趋势，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优势和国内市场潜力大的市场优势，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为重点，加快破除阻碍“创造性毁灭”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增加创新要素积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前瞻布局信息基础设施等，提高科技创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是围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聚焦新一代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关键领域，加快建立产学研对接的创新链和产业链、构建多方参与的创新创业网络、布局一批具有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技术支撑能力。二是围绕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前瞻把握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对人才的需求，针对我国关键技术方面高技能人才紧缺、应用技术和工程技术人才偏少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强化人才激励，提高人才支撑能力。三是围绕提高资本积累，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信息资本、数据资本、智能资本等资本形态的需求，不断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结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本支撑能力。四是围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针对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发展能力不足、服务业竞争力不强、产业融合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增强中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产业支撑能力。五是围绕创新体制机制，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制度创新的新要求，深化相关配套制度体系改革并加强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着力提升我国适应、参与和引领新科技产业革命的制度支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