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出口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一驾马车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点研究了投资、消费与就业的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后来有学者将凯恩斯的结论进一步扩展，提出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言下之意，扩大就业可从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同时发力。

　　“三驾马车”的说法流传甚广，而且已有不少经济学者将其作为理论框架研究就业问题。我认为，投资、消费、出口并非三驾马车，三者合起来才是一驾，其中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出口是车后面的“货箱”。这是说，车和货箱并不是马车，它们要靠马去拉动。

　　这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解释。从经济学的学理逻辑讲，我们说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因为投资需要以消费为牵引。一驾马车若没有马在前面拉动，车不可能行走;同理，若没有消费需求作牵引，投资也就没有动力。我们知道，投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若是消费需求不足，扩大投资所形成的必然是产品库存和无效产能。显然，这样的投资对扩大就业毫无意义。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扩大投资也能增加就业。不错，扩大投资确实可以创造就业。但从整个需求链条看，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若没有消费需求，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创造就业是饮鸩止渴，对生产过剩无异于火上加柴。若产品长期压库，投资无法回收，资金链迟早要断裂;而资金链一断，大规模失业将不可避免。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可用扩大出口来弥补，人们将“出口”看作拉动经济的马车，恐怕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错的。亚当·斯密早就论证过，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而在存在国际分工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出口是为了进口他国商品，并通过进出口贸易互通有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按照亚当·斯密的分析，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只出口、不进口，就意味着该国主动放弃了分享国际分工收益的机会;而出口多、进口少，也表明该国未对等地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这样看，一个国家要平等地分享国际分工收益，就必须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积极进口。可问题就在这里，若一国出口多少也进口多少，它怎可能用出口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呢?

　　由此可见，出口也不是一驾独立的马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强调“稳外贸、稳外资”，主要不是要用“外需”替代“内需”，而是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往深处想，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其实也是进出口。引进外资是出口商品，只是商品未离开国境;对外投资是购买外国商品，不过未将商品买入国境。既如此，一个国家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当然既要稳外贸、也要稳外资。

　　就业、收入、消费的关系及其传导机理

　　扩大就业离不开投资，而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消费需求增加才能带动投资增加。既然投资由消费需求带动，那么消费需求又由何决定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就业、收入、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般地讲，消费是由收入决定。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大多经济学家也都这么看。然而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家的看法却有了改变。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中，开篇就说“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何为“一连串事件”?他解释是指一连串消费活动。如某人拥有10万元，其中7万元用于消费，这7万元是他的收入;余下3万元不是收入而是他的资产(如储蓄、股票等)。显然，在费雪看来收入分两种：狭义收入等于消费;广义收入大于消费。

　　凯恩斯虽然不否定收入对消费有决定作用，但他认为消费不会随收入同比例增长。为了说明一个国家消费需求为何会不足，提出了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意思是：随着人们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消费倾向)会下降。从增量看，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故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并不一定同步。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坚持消费由收入决定的观点，而且对如何看待“收入”提供新的视角。莫迪利亚尼根据他的“生命周期假说”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仍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

　　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现期收入与持久收入，所谓持久收入是指三年以上相对稳定的收入。根据这一划分，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此假说认为，决定消费的主要是持久收入而非现期收入。后来有学者做过大量的验证，其结论也与“假说”一致。是的，现期收入对消费会有影响，但确实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一个人现期收入不高，但若持久收入高，他可以从银行贷款增加消费。于今消费信贷风靡全球，足以证明消费需求与持久收入有关。

　　可是这样又带来了一个问题，持久收入是预期收入，如果收入预期不稳定，消费也会不稳定。那么如何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呢?经济学的答案是：要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必须先稳定就业。道理简单，社会上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对工薪阶层而言，只有就业稳收入才能稳。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中央所以将“稳就业”置于“六稳”之首，并明确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稳就业的总体思路及其政策取向

　　坚持就业优先，目的是通过稳就业来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人们的收入预期稳，消费就会稳;而消费稳不仅能稳定国内投资，同时也有利于稳外贸、稳外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务之急是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继续用改革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同时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放管服”改革，支持企业创新，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不断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只要国内企业有活力，政府稳就业就有底气。

　　用改革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有两个重点：一是价格要由供求决定，让价格反映供求、调节供求;二是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生产要素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自由流动，逐步建立起供给结构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机制。

　　在操作层面，实现今年的就业目标还需有宏观政策的配合。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多年来人们有一种误解，以为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发国债。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适度发国债，但主要应该减税。发国债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是扩大企业投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得清楚，“今天的国债就是明天企业的税”。要减轻企业税负鼓励企业投资，政府就得控制国债规模。

　　国务院已经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0.2个百分点;而减税力度却比去年明显加大了。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税率从10%降至9%;生活服务业保持6%的税率不变。据估算，全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对扩大企业投资和稳就业无疑是有力的支撑。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在执行过程中将减税方案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让企业普遍有获得感。

　　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稳金融、防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说到底是金融失控的结果。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货币供应不适度，无论出现通胀还是通缩都会对经济健康造成危害。

　　怎样才能稳金融?关键一点，是货币供应既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又要保持居民消费价格相对稳定，所以货币供应绝不能大水漫灌。为此，在宏观层面，应执行“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让货币供应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保持一致;在中观层面，要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在微观层面，要重点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三点重要结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重要结论：

　　第一，投资、消费、出口并非三驾马车而是一驾马车。其中，消费对拉动经济起主导作用，不仅投资要以消费需求为牵引;而且一个国家要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在出口的同时必须进口，而进口也要以国内消费需求作支撑。前面已经分析过，引进外资可以当出口看，这样“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就必须先稳定国内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稳定，投资、外贸、外资皆不可能稳定。

　　第二，一个国家要稳定消费需求，必须先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而要稳定收入预期，又必须以稳定就业为前提。就业稳，人们收入预期才能稳;而只有就业稳、收入稳，其他方面的稳定才有牢固的基础。可见，中央将“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不仅符合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而且也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稳就业的重点在三方面：一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用市场机制调结构，加快“放管服”改革，全面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二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继续加大减税力度，进一步帮助企业降成本，支持企业扩大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稳金融，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提供松紧适度融资环境的同时，要稳住物价，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