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78年以前的探索与实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华民族以新的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统一财经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新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但是，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人均资源匮乏的贫穷落后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复兴，在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就摆在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一些农户在正常年景下，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另外，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到20%，而且是以轻工业为主。工业不仅自我积累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不能够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需要，我们党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经济极端落后和非常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当时新中国又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在严峻形势下，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决定了新中国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

　　应该指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但是也的确取得巨大成就：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保证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地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

　　此外，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体现出来，如：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等等。但就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与时俱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逐渐认识到，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不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4月，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以及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汲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破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成效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一，根据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我们过去对外部环境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打开国门搞建设。

　　其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与保障国家安全能力的具备，也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农、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

　　其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进行“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这种改革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引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上下结合的强大改革动力，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的束缚，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经济基础。

　　其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自然出现了市场调节，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其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跃升至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在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时，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社会并提出科学发展观，重视提高人民收入、改善分配结构，使经济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

　　总之，经过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与时俱进并且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获得共赢;而且还体现在其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三、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抓住机遇，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下决心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障碍和弊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外延性、粗放型发展方式必须转变。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工业化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后，那种赶超型的后发优势、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红利”开始消失，而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升级所导致的传统产能过剩和“资本沉没”，都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转入中速或低速。我国经济经过长达30多年的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调整期。另外，从世界经济来看，从2008年开始，也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深度调整期，而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其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与这种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相适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而且，这些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使对外开放更加扩大和深入。总之，中国正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来激发澎湃动力，克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产业结构升级阵痛、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等困难，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在消除贫困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了重大突破，并制定了时间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不仅充分体现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显示出党中央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的决心。从目前脱贫攻坚战的进展来看，中国是可以在2020年实现脱贫目标的。

　　总之，新中国70年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不仅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且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