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文明，其数量多到几十种，少到几种，取决于用什么方式界定与划分文明。不过，就其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力看，东西方文明无疑在人类各种文明中最具代表性。

　　如何确定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

　　人类史前时代无所谓东方和西方。东西之始发生在冰河时期末期，即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世界文明核心区相继出现后。最早的文明核心区发源于跨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约旦河谷的侧翼丘陵弧形带，然后向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拓展，继而经西奈半岛向尼罗河流域发展，此后扩展到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等地区。发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则是世界文明的另一个核心区。

　　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人们通常的观念认为，西方文明系指欧洲，东方文明系指亚洲。但历史学家吕思勉指出，从东西方文明演进历史看，这是一种误解。“历史上东西洋的界限，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而不是欧亚两洲的界线。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

　　这种看法与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莫里斯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的核心地带扩张，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他将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视为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文明相互之间很久以前就呈现出深刻的承继、冲突与交融的趋势。例如，印度文明核心区尽管距地中海遥远，但早在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就远征到了印度河流域，进入旁遮普一带。

　　阿拉伯裔美籍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由一条溪水养育起来的，这条溪水发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这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在后面我们就要看到，这条同一的溪水，怎样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而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

　　中外历史学家对东西方文明的上述界分，皆反映自然地理状态对历史上不同文明相互交往关系的重要意义，说明地理因素对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近代以前，由中国西部的葱岭和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的阿尔泰山脉和昆仑山脉，东北的内外兴安岭，以及东面大海所构筑的天然屏障，对中华文明与外界交往有巨大阻隔作用。而这种作用对揭示东西方文明演进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文明并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种继发型文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恰好相反，属于一种原生型文明

　　西方文明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始至终都处于几个不同核心区的相互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文明并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种继发型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其他文明核心区移植而来，同时也将欧洲文明传入其他核心区。亚历山大大军远征印度时，部分叛乱士兵留了下来，在现在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150年，巴克特里亚王国征服了恒河平原，融合了印度和希腊文化。印度史书记载了一名佛教僧人与讲希腊语的巴克特里亚国王之间的对话。考古发现，公元前200年就有货物从地中海运抵印度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几个港口，且数量在之后的三个世纪不断增加。罗马帝国在其巅峰时期，不仅将地中海变成其内湖，而且远征至两河流域。

　　在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恰好相反，属于一种原生型文明，近代以前基本处于相对独立演进状态，与其它文明核心区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对抗，彼此间的联系主要体现于有限的商业往来和佛教入华这样的文化往来，没有形成过全面深度的交融与承继关系。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率兵远征印度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东西方人还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约到公元前1世纪，中国史书才第一次出现有关“大秦”即罗马帝国的记载，而中国人与罗马人的首次相遇，则要等到公元166年大秦国王安敦(应指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使臣前往洛阳才发生。

　　中国原生型文明数千年演化的独特历史环境，对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天下观”，影响甚大。吕思勉说，中国“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亦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钱穆评《春秋》说，经孔子笔削，“《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诸夏即是世界，天下有一“共主”，中国的大一统观念由此奠定，华夏中心思想亦从此生根。把这一切放在中华文明封闭循环的历史环境中看，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与自然地理造成的封闭发展环境有很大关系。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比较，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常以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自豪。不过，作为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有其优点和长处，也有其弱点和短处。

　　东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发展轨迹至公元五六世纪趋于消失，随后出现东西方发展的历史性分流

　　东西方文明经不同路径，以不同方式各自独立演进，在公元前5世纪后的几个世纪分别攀上世界古典文明高峰，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500年后的几个世纪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因为此后的历史围绕这个轴心旋转。不同文明核心区的经典著作和思想均出自这一时期，如东方的儒、道、法家文献，南亚的佛教和耆那教经书，欧洲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其衍生的《新约》和《古兰经》，皆成定义后世生活的经典。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变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国统治，都出现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过轴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养的精英”。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东西方互相独立发展，但却各自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东西方文明内在特质并未给东西方发展轨迹造成显著差异。

　　东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发展轨迹至公元五六世纪趋于消失，随后出现东西方发展的历史性分流。公元3世纪至6世纪末，东西方两大帝国先后都经历了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的冲击，受困于数百年战乱，但结果截然不同。一方面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西方文明走向衰亡;另一方面是中国摆脱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乱世，迎来大唐盛世，中华文明步入鼎盛时期。据莫里斯估计，至公元700年，东方社会发展水平比西方高出1/3，到公元1100年，这个差距拉大到40%。麦迪森的估计与此大体相当。这在农耕文明时代是很大的差距。东方文明至宋到达巅峰，宋徽宗时期，中国人口首次过亿，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外，其余三项均蒂熟于宋。陈寅恪说，华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有类似说法，看来此言不虚。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至宋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日本宋史专家小岛毅认为，宋朝“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确实非常特别”，“日本人通常认为的所谓‘日本传统’，其实是根植于宋代文化”。在他看来，虽然“宋代的特征之一是军事上非常软弱。但不论在军事上如何软弱，这个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东亚世界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