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成为学界共识。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及经济学界也曾有过学术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思潮，并被付诸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创新成果。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进一步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镜鉴价值。

　　近代学术中国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所兴起的关于学术中国化的思潮，其形成既有来自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理论界盲目引进照搬西方学术思想，以致出现囫囵吞枣、食洋不化现象的深刻反省，也有来自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与复归。在这一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哲学家艾思奇1938年发出了哲学中国化、文艺中国化、史学中国化等号召，开风气之先。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并对中国化的方向、内容和方法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也为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形成埋下了历史伏笔。

　　在此背景之下，当时的学术界围绕中国化的命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讨论。潘梓年在《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中回答了“什么叫中国化的学术”的问题，认为其“就是把目前在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用来研究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使我们得到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切问题”。这一论断将中国化仅停留在外来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层面。而侯外庐则更进一步上升到自主理论建构的高度，认为“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其代表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即为此学术观的产物。

　　随着学术中国化讨论的不断深化和扩展，经济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也成为其中一个关注焦点。柳湜在《论中国化》中提出，中国化这一口号“在经济学上，是接受世界上最进步的经济学说，正确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1942年第11期《大学月刊》刊载黄宪章《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一文，指出“中国现有的经济学，只是欧美各国之文化的传播，一般经济法则的灌输，和参考资料的蓄积而已。真正适合中国需要的新的经济学体系，还有待于我国经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最早承担中国经济学构建这一学术使命的经济学家当属王亚南，他于1941年在《新建设》第10期发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指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1944年11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发表《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一文，又明确指出自己所完稿的《中国经济原论》实际就是“把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阐述的重点”。

　　正如王亚南所指出的，在经济学史的领域内不难发现，“产生在某个国家内的特殊经济理论，都被经济学史家有意无意地冠上了国别的名号，如正统学派经济理论，被称为英国经济学;重农学派经济理论被称为法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经济理论，被称为德国经济学”。从而，王亚南认为，在这一语境下，中国经济学可被理解为经济学的中国流派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1946年，王亚南所著被誉为“中国最早一部尝试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之作”的《中国经济原论》正式出版，该书尝试“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早年对于《资本论》的刻苦钻研和全卷翻译，也使得王亚南能够在这部专著中灵活运用《资本论》的体系和方法来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倾向进行深入剖析，进而作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最初探索和尝试。

　　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构建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人的学术自觉，也是近代至今一项依然未竟的学术使命。客观而言，近代学者所指出的对西方经济理论知识单向度的照搬复制、盲目接轨等问题，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依然存在，中国经济学的自主性、主体性、独立性仍然有待加强，需要加快推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的民族底色和国情特色，但并不意味着自设藩篱、孤芳自赏，建基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成功实践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学，理应同样具有世界价值和普遍意义，它既来源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实践及经济思想的互动，也应继续贡献于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思想的发展。笔者认为，新时期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需要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无不反映了这一理论品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指南。今日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构建，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第二，坚持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问题导向路径不动摇。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大多也是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时代追问与理论剖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发展实践进程中，出现了大量不在既有经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现实经济问题，这就导致了经济理论供给与经济实践需求的错位。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都是新的重大经济课题。中国经济实践中所面临的种种待解问题的存在，必然蕴藏着经济理论创新的丰厚土壤和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机遇空间。纵观西方经济学史，那些以国别冠名的经济学无不经历了一个从特例到一般的转化过程，起先大多是基于某国经济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继而再被其他国家移植、应用和检验，并最终确立起该经济理论的适用边界。

　　第三，坚持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菁华和西方经济理论有益养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特色、底色的一个组成部分，曾经对古代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只是随着中西“大分流”而与西方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出现了分岔，未能内生地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科学，直至随着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大变局的产生，才出现了经济学在中国的萌芽与成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经代代承继，已渗透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处理日常经济事务的内在规约。中国经济学构建的一大任务，就是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取其菁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还应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有益养分来发展自己。正如马克思的理论来源，除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也吸纳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元素，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须同样坚持这种开放性、包容性，才能更具一般性和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