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修墙拨款申请被国会抵制导致美国政府停摆，之后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将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推向新高潮，也使西方“自由民主”否决性政体的弊病暴露无遗。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西方学者花了大量精力探讨为何“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并不成功，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精英缺乏民主精神、大众缺乏妥协意识，忽视了所谓的民主精神、妥协意识只有在并不具有根本性冲突的国家中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国家存在显而易见的阶级矛盾和族群冲突，部分或地区人口缺乏基本的国家认同，那么“自由民主”的推行不仅不会使一个国家走向善治，反而会使一个国家走向危机甚至失败。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重大误解，他们认为“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是国家治理成功的原因。事实正相反，“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需要非常苛刻的社会结构性条件，缺乏必要的条件，它可能成为国家治理失败甚至解体的动因。

　　“自由民主”从本质看是自由+民主的一个组合，它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在这个组合中，民主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规制，而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也接受了大众民主力量的约束。这个组合的稳定运行有一个条件，就是劳资之间力量对比的平衡，好的国家治理正是建立在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的基础之上。从历史上看，自由民主直到二战之后才真正在发达国家稳定下来，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资产阶级在劳方力量不断滋长的条件下为了避免被颠覆的命运不得不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方案，在西方建立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将资本的收益通过财富再分配的形式转移给劳方，这种财富再分配第一次在西方历史上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社会分层来说属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不太认同代表下层利益的社会主义，也无法认同代表上层利益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支持自由民主，也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稳定运行的基础。

　　然而，作为自由(资本)和民主(劳动)之间的组合，自由民主的良好运行是劳资之间暂时处于力量对比平衡的结果。从阶级利益而言，资产阶级并不愿长久接受这种平衡，因为在这种平衡中他们失去了大量的利润，他们一直在寻求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时机，并为资方重新压制劳方创造条件。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为此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构自由民主的概念和理论。在概念和理论建构过程中，他们掩盖了自由民主发展的历史，把自由民主运行背后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和民主内含的平等价值和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性去除掉，将其描述为一种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以多党竞争性选举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体模式，并且宣称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一切否定资本主义和多党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制度都不能被称为民主制度。这一理论建构将社会主义无论从价值还是制度层面都置于了民主的对立面，掩盖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稳定背后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将民主内含的平等价值和多数利益压制到了最小的程度。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民主观，民主就变成了一种与社会结构无关的政治制度，似乎这一制度存在，民主就存在。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全球化解除了民族国家政府对资本的管制，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世界上任何国家，代表劳方利益的政党也就失去了可以节制资本的条件。虽然西方到现在还存在着代表劳方利益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型政党，但这些政党事实上已经很难履行维护劳工利益的职能，因为他们如果拒绝接受资本提出的减少税收、压低工资、削减福利的条件，资本就用脚投票离开自己的祖国，资本的离开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发达国家的劳工不得不在降低工资、削减福利和没有工作之间做选择。

　　通过建构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概念和全球化，资本成功逆转了二战之后劳资力量对比平衡的局面，劳资博弈的天平压倒性地偏向了资本的一方。于是，我们见证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的荒诞剧情，一方面自由民主以民主代名词的形式扩展到全球，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一方面社会财富出现了反民主性流动，大量的金钱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逐渐瓦解，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失业工人和对全球化不满的力量，政治极化重新出现，自由民主制度陷入结构性危机。

　　在极化政治重新出现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度内含的逻辑悖论充分暴露出来

　　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在发达国家都陷入了结构性危机，还能指望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地移植“自由民主”制度就解决国内本来就存在的大量阶级和族群冲突吗?在极化政治重新出现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度内含的逻辑悖论充分暴露出来。这种逻辑悖论是，“自由民主”一方面鼓励多党竞争和政治多元化，一方面又必须以社会共识的存在为前提，这意味着在不存在社会共识基础的国家，多党竞争和政治多元必然会撕裂社会，使国家陷入到各种阶级、族群和党派冲突中无法自拔。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恰恰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者政党重新整合陷入分裂的各方力量，并有能力克服各种阻力回应多数民众的最基本需求，自由民主面对这种需求陷入了更大的政治正确危机。我们看到，在自由民主价值观越被接受的国家，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分歧就越严重。因为自由民主是一种由知识精英建构的理论，所以越是受教育程度高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对这一制度的优越性越是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全球化对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冲击相对于中下层劳工而言要小得多，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精英与底层的断裂，底层要安全、要工作、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精英要自由、要多元、要保护移民、要全球化。传统的左翼政党在这一政治极化中抛弃了自己的基本盘即底层劳工，纷纷站到政治正确的自由民主一边，这就为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右翼政党上台创造了机会。2016年美国大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中下层白人对民主党失去自己经济左翼的特征转向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表示不满，纷纷站到了高扬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旗帜的特朗普一边。而共和党事实上是代表上层资本利益的政党，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即将发生的变革不是上层向中下层的利益让渡，而是中下层之间的财富再分配，特朗普把劳资之间的矛盾掩盖起来，转化为了白人和少数族裔的矛盾，他的执政尽管通过减税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减税获得最大收益的无疑是资方而不是劳方。与此同时，美国对资本的优待如果导致大量资本流动到美国，会造成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大的经济危机和全球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未来的世界无疑会是一个更加危机四伏的世界。

　　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分配，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条件下，各种利益矛盾会转化为族群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自由民主”危机呼唤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因为面对各种矛盾，不反思“自由民主”，不深究我们今天现实的历史起点，不批判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不复归民主的平等和多数特征，人类就很难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9XNQ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