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前，如何进一步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如何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去完善？
韩保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根本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优化所有制结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格局的形成，并利用“鲶鱼效应”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当前，最关键的是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结构，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欧盟、美国等国家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觉得我们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里有很多政府的因素，把国有企业看做是政府调控的延伸，认为我们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问题，如国有垄断造成的不平等竞争。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关键、最根本的仍然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打造成最坚实，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优越性，最有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记者：我们国企改革改了三十多年，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韩保江：国企改革已经历了三十多年，从 1978年到 1982年搞“放权让利”，1983年到1986年搞“利改税”，1987到1992年搞经营承包制，1992年到200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股份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再到2002年至现在在国资委的推动下进行的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国有经济基本上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同时把绝大多数竞争性领域让给了民营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不仅国有经济规模不断做大，民营经济也取得长足发展。也正是基于这个基础，我们才比较泰然地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有经济在这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发展中，作用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现在又走到了一个思考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新节点，即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
记者：那么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个新的节点上，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又面临哪些新的问题？
韩保江：危机后，世界经济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一是以北美为代表的世界区域经济；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经济；三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这群雄逐鹿的国际新格局里，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是突出的。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块头最大、发展最快、制度最鲜明，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未来向何去？支撑中国经济的经济体制向何处去？经济体制中，最有特色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向何处去？国有企业不仅要捍卫我们的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怎样使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道路及发展经验，在全球更有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核心的是国有经济要立得住，不仅要经得住像1998年、2008年这种风雨的考验，而且效率、创新、管理、比较优势都要更卓越，要真正承担起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根本使命，这是考验国有经济很重要的一个试金石。
记者：如何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国有经济，改革我们的国有企业？
韩保江：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思考国有企业，我认为决定国有企业命运的有四个根本问题。
第一是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赋予的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作用，使之成为关注公共利益的新型国有经济。社会上对国企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国有经济的摊大饼式的扩张式发展路径，是有批评的。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重新定位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前提。
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重点干好三件事。一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二是调控和引导，国有经济是国家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手段、是党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先行官，要切实作为政府实施经济政策、落实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工具，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流动起到示范、引导、促进作用。三是支撑和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私人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在私人资本社会资本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再激发国企的功能，形成国有经济跟民营经济、非公经济，互相搭配、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格局，激发各方面的活力。
要走出国有经济比重越大、国有资本规模越大，社会主义属性就越强的认识。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混合型的。国有经济今天的成就，与私营经济的充分发展密不可分。正是有了私营经济的充分发展，消化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分流的大量下岗分流，社会才稳定；转型流失的税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补上的。正是民营经济的竞争使国有企业产生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国有经济收缩战线的目的是给民营经济一定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平等竞争的市场态势。现在，有些西方国家重提国有化，这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改革是私有化，这种新自由主义带来了90年代的繁荣，但也埋下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隐患。在解决此隐患时，倡导国有化，这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一个螺旋式变迁的过程。
第二是推进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绝大部分都已上市，但大都是半股份化。即通过一个集团公司，下边镶嵌着若干上市公司，这样分公司是市场化的，母公司是国有独资，是行政化的。独资的国有企业和市场化、股份化的私有企业之间的摩擦，不协调的问题相当突出。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是集团公司的市场化。即在集团层次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非国有投资主体，把集团层次真正改造成公众的，向社会公开的公司。子公司是市场化的，只有把集团公司也市场化，按市场规律运作，国有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集团层次改造这一纵深过程，关键要解放思想，可以采用控股的方式。通过不同的国有企业共同参股，引进一些大的国外投资主体成为股东，来破解过去相对封闭的融资方式。
第三是完善公司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多元化的结构要通过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来落实。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股份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现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最大的问题源于过去按企业法注册的集团公司和按公司法注册的下属二级公司间的矛盾，产生“老三会”和“新三会”交织打架的问题和“三心二意”的矛盾。按照企业法，“老三会”是党委会，职代会，工会。按照公司法，公司制企业的“新三会”是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因此，“新三会”如何去接受党委会的领导、职代会和工会的监督，现在为止仍没有很好的破解，容易造成权力真空，新旧治理结构之间缺乏相互制约、相互负责的监督制衡系统。
破解这个问题，要按照现代管理授权的原则，理顺两个根本关系，一是纵向的委托代理关系。厘清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企业经营管理者代表国资委来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时，权力授受一定要清楚，坚持权责统一。二是横向的权力制衡关系。企业内部重要负责人之间，要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而又不能相互扯皮、推卸责任。
围绕这两个关系进行合理嫁接，要有主和辅，强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这一结构。党委会和董事会可以嫁接在一起，职代会可以和股东会嫁接在一起；如果职工入股，或购买公司股票，职工代表就可以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工会也是如此。具体的人可以交叉任职，如党委书记可以当董事长。通过双向进入，促进老三会向新三会嫁接、靠拢，形成一种符合现代公司要求的新的三会一层的有效的民主治理结构，打破权力崇拜。
第四是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即让企业管理者勤恳地守护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同时守护好职工、企业和国家利益。这需要给企业经营管理者设计一个制度框架，让他没空子可钻，又有任务，有责任，有监督，有约束，同时把他的利益和国有企业的发展统一起来。首先要研究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格需求，满足他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诉求。要建立一个经营管理所得与经营管理能力投入相匹配的薪酬水平：一是推广年薪制。即基本薪酬+奖励薪酬，让他的经营成果、经营努力和最后回报相一致。二是推进股权激励。通过股权激励，让他感受到现在的努力跟长期的收益间的关联性，更为关注企业的长久利益。另外还应关注国企老板退休后的待遇问题。
总之，完善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到国有企业内部产权结构调整，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调整，到激励约束机制的四位一体建设，国有企业才能真正成为最坚强、最有力、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经济基础。
记者：现在国企改革还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国企内部如何分配，这是社会普遍非常关注的，对此您怎么看？
韩保江：国企内部的分配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借垄断力量获取的超额利润的分配问题。因为国有资本的主体是全民，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应回报社会，实现普惠性，通过国企和财政部门的预算关系，提高利润上缴的比例，提高公共财政的服务能力，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福利。二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和普通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分配关系。为了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实行了年薪制，但职工收入也要和企业发展统一起来，把职工的贡献、收入和企业的发展挂钩。职工的工资应与经济发展的速度、通货膨胀挂钩。另外要特别重视企业内部正式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分配关系。只有这些分配关系都协调好了，才能使各主体和谐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