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来看，说不定二三十年以后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和管理模式就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转型的初期可能是按照陈清泰现在设计的框架和模式，即资本化、社会化等等，但最后必然要进入到一个国有资本或者国有企业占GDP较少的阶段。这个转轨最大的动力恐怕就是社保的缺口。

　　我们在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当中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即使我们把退休年龄提高，社保也还是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如果养老金体制不改革（即不提高退休年龄、不划拨国有企业股份给社保）在今后38年当中这个养老金的收支缺口累计可以达到GDP的80％，将造成对财政的巨大压力甚至危机。

　　因此，将国有股份划拨给社保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早一点把这些国有股份转移到社保体系，并改善激励机制，弥补缺口的效力可以提高。

　　为什么现在占GDP30％的国有部门今后占GDP的比重会渐渐变少，是因为这些国有股份划拨给社保体系以后，理论上就不再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因为财政没有继续取得这些股份所创造的红利的权利了，这些权利归于退休的老百姓。

　　另外，这些股份有可能三年、五年不一定变现，但几十年后可能一部分要变现的，作为对养老金的补充收入，进入老龄人口的口袋里消费掉。

　　我们估计， 80％的国有股份需要划拨到社保，才能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几十年后，我们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即占GDP的比重）恐怕跟一些发达国家差不多。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来推动这个转型，尽量让转型的成本少一点。

　　一些反对改革的观点有一些明显的误区。这些观点认为，第一，国企是宏观调控手段；第二，国有企业是国家安全基础；第三，国有企业是竞争力的基础。

　　我认为，国有企业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因为它造成了几个重大的麻烦。

　　2009年，由于主要利用国有企业投资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刺激，造成了巨大的泡沫，还有很大的一个长期负债，就是三年、五年内要支付的不良资产的成本。

　　如果当时没有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在经济面临的困难也没有这么大。正确的宏观调控应该用宏观手段（透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利用国有企业来调控就把成本完全隐性化了，都躲藏在融资平台、国营企业今后长期的负债里面。当时我们口头上讲是4万亿元，我自己算了一下差不多多花了10万亿元，大部分成本是隐形的、以后迟早要支付的。

　　关于国家安全，美国、法国、德国的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很小，但都没有担心国家安全。人家国有企业占GDP比重0％到4％之间都不担心，为什么咱们30％还这么担心国家安全呢？这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很多保证国家安全的事情也是可以让私人部门来做的。

　　最后关于竞争力。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来源于什么地方？

　　最近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两个典型的代表：一个是苹果，一个是Facebook。

　　Facebook这样的公司两三年之内从零涨到1000多亿美元，这种创新能力绝对不是美国政府、国营企业可以做得了的。一定要有非常大的利益冲动，非常强的激励机制，才有可能创造这样的竞争力。

　　关于中国国营企业竞争力，一个学者专门做了研究，认为制约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是国企领导人平均的任期是六年。如果要搞科技创新投入的话，六年的目标期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虽然投下去十年以后才收获，但十年以后这个利益还是我的。这样的机制下才能有真正的创新。

　　（作者为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