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空间位移促使新兴中心城市崛起。近年来，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差异日趋明显，“分化”成为区域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使我国经济增长空间发生部分位移。贵州、江西、湖南、安徽等对接沿海前沿省份及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经济增速保持全国前列，带动省内重点城市的经济位势提升，一批国家中心城市、新兴节点城市、新兴门户城市正在崛起。

　　二是需求升级催生一批新型城镇化的先进载体。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人们对城市生活特别是对城镇人居环境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便利性、舒适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我国城镇建设模式的转型发展。绿色城市、海绵城市、低碳城市等新型城市以及特色小(城)镇、市民农庄等一批新型城镇化的先进载体将加快发展。

　　三是人口流动的新态势促使一大批县城的增长潜力加速释放。县城是我国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我国城镇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成一批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回流以及城镇化的推进，县城人口规模扩张较快，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明显滞后，若加大扶持力度，县城的增长潜力将加快释放。

　　四是关键性新型城镇化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将进一步释放城镇经济增长潜力。近年来我国推动了一系列新型城镇化制度改革，但与土地、人口等生产要素有关的关键性改革依然进展较慢。如果能以更大的勇气，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设市制度等关键性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攻坚，将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对此，需顺势而为，牢牢抓住这些积极因素，加大力度引导和支持，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潜在发展空间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现实空间。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城镇发展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