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痕迹论政绩，“痕迹主义”有点过了
不能让痕迹管理成形式主义新变种
近几年，“痕迹管理”在基层工作中被广泛应用。其优势在于通过保留下来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有效还原干部对工作的落实情况，供日后查证。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部分基层干部反映，为避免在上级检查时被问责，日常工作中，他们不得不过分在“留痕”上做文章，此举严重背离了痕迹管理的初衷。专家指出，“痕迹主义”在基层流行，已成为形式主义新变种，当引起高度重视。
搞一次“卫生清扫”需要9份档案
在中部某省一个乡镇，近日举办了一次“脱贫攻坚资料大比武”，活动要求各村第一书记协同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准备2014年以来的所有脱贫攻坚资料，到镇里进行比赛。
“幸好有百度帮助我。”一位参赛者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了他的参赛秘笈。为了不在大比武活动中落后，这名参赛者通过网络检索材料模板，再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套进模板，形成各种名目的系统性材料。他坦言：“评比结果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就行，两年驻村，如果最后因为材料被扣分，或者挨了处分，两年时间白费不说，以后想提拔都难。”
半月谈记者在比武现场看到，镇政府会议室里一排排蓝色、黄色、红色等各种颜色的文件盒整齐码放，摞满了十几张桌子。
一位驻村干部的材料被要求改进，书面不能有勾划涂改，凡是有涂抹的地方，全部要用消字灵清洁，“这样就好看了”。
一位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因为要经常打印资料，他们把乡镇政府附近的几家打印店“扶富”了。为节省费用，后来工作队专门购置了打印机，即使这样，所需费用仍然不少。这位基层干部给半月谈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某次，上级要求制作档案，一个贫困户一份档案24页，一式4份共96页，还要有照片，所有档案全部用塑料外皮包装。全村158户，用了1.5万张A4纸，照片打印异常费墨，硒鼓用了13个。
一位驻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搞一次“卫生清扫”就需要9份档案：一是乡镇党委政府关于环境大整治的红头文件；二是村两委的工作方案；三是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四是思想动员会议记录；五是贫困户环境卫生名单；六是实施分工细则；七是扫大街的几张照片；八是片区考评表；九是贫困户入户考评表。“材料环环相扣、图文并茂、相互印证，怎么看怎么像法院的卷宗。”这位驻村干部笑称。
以“痕”论政绩，假痕、虚痕流行
由于一些地方出现以“痕”论政绩的情况，许多人就想出制造假痕、虚痕来应对。
一位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上级要求他们每天上午9点通过微信群的“发送位置”功能报告位置，证明自己坚守在村里。但实际上，有的人即使不在村里，也能把位置调整到村里，再发送给领导。后来领导有了察觉，不时通过“共享实时位置”的方式抽查。即便这样，还是存在技术漏洞，因为只要下载一个位置软件，就可以随时更改自己的手机定位信息，“将自己的痕迹固定在村里，这样就不用担心领导抽查了”。
一些基层干部抱怨，上级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往往很急，要求限时完成，这也逼得基层造假痕。
某地组织部要求乡镇街道上报“党员入党档案留存情况”，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委员告诉半月谈记者：“上午11点发通知，下午3点就要上报材料。”时间紧、任务急、人手少，这位组织委员身心俱疲：“11个下辖村，党员有六七百人，而且除了普通村民，还有学生、转业退伍军人等，一些入党材料缺失的档案，还需要通过人事局、民政局等部门比对核实，如果正常排查的话，至少需要一周时间。”为了在当天下午3点前上报材料，他赶紧给各村打电话询问情况，估算数据、东拼西凑、猜测推断，紧急“造”出一份材料，上报应付了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部分基层干部反映，上级不同部门安排的工作任务常常挤在一起，还硬性要求在相近日期完成，这更造成基层分身乏术、疲于奔命。有人不堪重负，干脆无中生有，连夜加班加点补材料、“造痕迹”。
防范变异，不能要求事事留痕、处处留痕
多数基层干部认为，基层工作复杂多变，进行基本的工作留痕是必要的，尤其是能“避免领导来时因一瞬间的误解，而否定自己的全部工作”。
在基层某村采访时，一位贫困户说自己不认识驻村第一书记。村主任反问他：“去年冬天第一书记给你买了棉大衣、挂了厚门帘，今年上半年你生病时还垫钱买药，临别又给你300元，你怎么就不认识了？”贫困户说：“我就是不认识。”村主任气愤地说：“你这人没良心。”贫困户说：“就这点事还值得你们说，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
当时，这位带动村民发展了规模5000只以上的肉羊养殖产业、今年54岁的女驻村第一书记两眼含泪。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是上级领导突查，恰巧又问到这位村民，那么等待这位第一书记的，很可能是一通批评甚至追责。”
但另一方面，受访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痕迹主义”过多过滥，也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一见面就问我种了几亩地。”采访中一位村民说，经常有不同的人拿着笔和本本入户，问题大同小异。简单问几句就急着拍照合影，然后心不在焉地一边问一边把照片发到微信群展示，一些村民对此特别反感。
基层干部坦言，盛行的“痕迹主义”亟待减负：一是严重浪费了工作精力，影响工作实效；二是劳民伤财，增加工作成本；三是败坏工作作风，误人、误事、误形象。
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有些基层干部摸准了上级的脾性和作风，“材料准备得齐不齐、好不好、美不美”，直接决定考评分数。自然，一些基层干部就耗费专门精力用在保留工作痕迹上，而无法投入太多精力在帮群众解决难题上。
基层干部认为，过多过滥的“留痕主义”已成为形式主义新变种，应尽快整治。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上级要改变对基层的考核方式，除了必要的工作档案，不能要求事事留痕、处处留痕，要降低材料在考核分值中的比重，考核向实绩倾斜；上级领导在基层检查时，应率先垂范“留实痕”，少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些担当作为，多些实地调查研究，多倾听基层干群声音，多为基层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困难。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任勇建议，建立统一事项网络数据平台，在减少浪费的同时避免基层重复性工作；同时，根据不同事项，界定不同考核方式，避免材料考核“一刀切”现象。
靶点五：材料论英雄
反形式主义之举，也可能沦为形式主义
近年来基层形式主义虽有改观但仍然很严重。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日常工作被填表格、报材料等形式主义耗费了大量精力，为此加班熬夜已经成了常态，而实际工作没时间去干。一些基层干部直言，把“炸毛鸡打扮成开屏孔雀”的形式主义，如果不加以纠正，一些反形式主义的措施甚至也沦为形式主义。
以材料好坏评价工作，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不久前，半月谈记者在中部一个县采访，一名基层干部说，他曾熬一晚上做材料，就为给领导汇报。当时，这名干部作为优秀代表出席一个表彰大会。大会前一天，他把发言稿按规定交给有关部门审，结果没通过。大会组织部门的几名干部高度重视，连夜与这名干部认真改稿。“修改的不是我具体怎么工作的，而是哪些地方需要体现领导的讲话精神。”从晚上10点多改到早晨五六点钟，改了五六个版本后，决定还是用第一版。像这样被材料搞得精疲力竭而又无可奈何的干部不在少数。
“实干苦干评不了先进，会做资料的年年受表彰。”湖南省某县的一位村支书说，基层工作面广线长、点多事杂，每项工作要做出成效，需要基层干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天天整材料，分散了较多的工作精力。“以材料检查结果、评价工作好坏，就是非常典型的形式主义。”
中部某市的一位街道办副主任对此深有感触：“每个上级领导来调研，都要有汇报材料。到了年中、年底每个部门也要有总结材料，有时候办公室文员一天要报五个对口条线的材料。”
材料从留痕留影中来，这也是当下基层工作的“硬指标”，但这个“硬指标”逼出基层不少笑话。这位街道办副主任讲起当地对河长巡河的要求时说：“不仅要自己亲自去，还要邀请拍照的同志一起去，一次带上几套衣服，换一套衣服拍一个照，巡一次够写不少材料了。”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是线多还是针少？
一些基层干部抱怨，上级平时就干两件事，一是通知下任务，二是走马观花检查。“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现实是“线”越来越多，“针”却被“线”缠死了。
华南某开发区一名工作人员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下基层的“针”有多少。他说，当地一个基层组织一般有13名公务员。通常，领导有一正二副，这3人一般被各种党务学习和会议耗费大量时间；剩下的10人中除2名中层干部后只剩8人。这8人中一般是2至3人在对外窗口部门，5人在内部业务部门。“这种情况下，一人兼顾十几个岗位、负责40多个系统很正常。比市长还忙！”这名工作人员说。
然而，上面的“线”却越来越多。一位街道办负责人说，他需要每月报送招商动态和产业发展推进动态，形成总结供区县主要领导参阅。这几年指标考核越来越细。比如，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从业人口数也列入考核，但一些指标是怎么统计出来的都不清楚。“招商动态不应该是招商部门直接根据项目对接情况汇编吗？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不应该是有关部门定期调度整理吗？这些任务都下到了乡镇，乡镇对项目反馈的问题大多无权解决，只是汇总数据进度而已。”上述街道办负责人说，他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上级检查，基层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一位干部说，上级任务一个接一个来，要求基层限期完成，否则追责。上面不着调，下面不搞形式主义怎么办？
反形式主义，是如何沦为形式主义的？
“形式主义就是把炸毛的鸡打扮成开屏的孔雀。为啥？领导爱看孔雀啊！”一位基层干部说。事事要材料、事事留痕留影，最大的好处是便于上级检查，看似形式主义，实质是官僚主义。
部分基层干部认为，做任何一件事情均需要一定的形式。但形式主义仅仅完成形式上的东西，对实质工作并不关心。
近年来，基层为解决形式主义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基层干部认为，任务是上级下发的，考核是上级组织的。但很多工作是难以量化评估的，因而能被考核到的也往往是形式，考核方式不科学是造成形式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
还有基层干部群众反映，近年来反形式主义力度很大，但上级习惯把问题抛给基层，基层要落实只能开会传达，写会议纪要加上报表照片，不然如何证明你已贯彻？这导致以文山会海来反文山会海，反形式主义沦为形式主义。基层干部认为，反形式主义应该同时反官僚主义，不能“上级生病，基层吃药”。
靶点六：庸懒干部
“推手式”“摆拍式”“二传手”“等上岸”
“四类干部”有市场，庸政懒政新抬头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担当干劲，卸去基层干部不必要负担，中央多次出台文件。然而，半月谈记者在湖南郴州等地调研注意到，目前基层干部中以庸政懒政为能，将负担与干劲一并卸掉的风气也在抬头，“推手式”、“摆拍式”、“二传手”、“等上岸”“四类干部”颇有市场，凸显不良苗头，亟待有效治理。
给“四类干部”画像
当前基层干部庸政懒政有何新苗头？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纪委副书记曹立林为半月谈记者勾勒出“四类干部”的画像——
表现一：“推手式”干部，办法总比困难多，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有些干部善用太极“推手”之法，对于本职工作，“你推来我让去，你让来我推去”。此类干部“击鼓传花式”地把工作和责任一推了之，还自诩“不求名利，佛系人生”。“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就是这类‘推手式’干部，丁点儿小事今天推明天，明天拖后天，理由层出不穷，脸好看，事就是不办。”苏仙区委党校副校长周丽萍说，如若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延滞工作落实，还会助长“鞭打快牛”现象，让实干者寒心。
表现二：“摆拍式”干部，只做样子刷存在，撸起袖子不干活。有些干部看上去袖子撸起来了，身子也扑下去了，开过会、讲过话、发过文、作过批示，就算干完工作了。看似有作为，其实玩虚活儿。苏仙区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邝贤哲认为，“摆拍式”干部的投机性体现在这些干部任何重要场合从不缺席，所有关键节点都不忘刷存在感。对外，他们每到一处必煞有介事拍照“留痕”；对内，他们日复一日循规蹈矩开会、讲话、批示，看上去比谁都要尽职。“短时间内，这种表演给他们贴上了亲民、实干的标签，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这类干部的厌恶和反感，甚至会产生‘溢出效应’，波及其他无辜干部，挫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邝贤哲说。
表现三：“二传手”干部，决策推给上级，责任推给下级。一些干部看起来事事经手，工作繁忙，对上级安排的工作却不思考、不研究，机械地“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一概推给下级；对应由本部门或本人决策的事情，不承担责任，径自推给上级或集体，美其名曰“让领导拍板，让集体决策”。
曹立林说，“二传手”干部有四大绝招：有任务，布置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事情，上报一下；有问题，推脱一下。这类干部“只考虑把球快速传出去，却不在乎球能否传到位”。
表现四：“等上岸”干部，规避风险，坐等安享人生。苏仙区所辖8个乡镇共有工作人员469名，30岁以下只占22.6%，45岁以上占到了41.9%。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少干部不愿想事干事，消极度日，只待退休。一名干部表示，此类干部在感觉升迁无望的乡镇党政副职中最为常见。为了更舒服地坐等“退二线”，现在最受欢迎的岗位是妇联、工会等比较清闲的群团组织的党政副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非领导职务也成了“香饽饽”。
把脉“四类干部”病因
——责任意识淡薄，能力素质不足是内因。
“庸政懒政现象从思想意识层面来看，其总病根是价值观旁落、责任意识淡薄。”苏仙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谷群辉认为，部分基层干部存在守摊子、混日子的思想，不求上进、墨守成规，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造成庸政懒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干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不会作为。苏仙区五里牌镇干部严艺文坦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以往靠吃喝拉关系、跑项目、找投资、要政策、打“擦边球”、“闯红灯”等老办法行不通了，不少基层干部能力素质提升没有与时俱进，时常感叹“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
此外，由于基层工作时间要求紧、落实压力大，干部能力不足现象的存在会放大部分单位“结构性缺人”压力，往往导致“会做的人忙得团团转，不会做的人闲在旁边看”，进而产生“同工不同酬”问题，能者因此产生抵触情绪，庸者反而高枕无忧。
——隐性收入落差大，出路遭遇“天花板”是外因。
半月谈记者发现，随着灰色收入及各类隐形福利的减少或消失，收入分配秩序的日益规范化，习惯于“得实惠”、“捞好处”的部分干部在“权力瘦身”中出现了较大的心理落差。这也是导致基层干部庸政懒政的一个原因。同时，由于基层干部激励机制不健全，很多干部认为社会财富增长与自身收入增长不成比例，在处理政商关系时看到体制内外的巨大收入差距，更加剧心理失衡。
苏仙区飞天山镇工会副主席王冬林坦言，一方面受单位职数、级别与性质的限制，基层单位尤其是乡镇干部轮岗交流渠道严重不畅，晋升空间小、出路狭窄，“上升天花板”难以突破，对于在基层干部中占相当比例的事业编制干部职工来说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基层干部的工作付出，时常难以得到上级和群众的理解，部分基层干部存在怠工情绪。一部分干部既不甘收入缩水，又怕踩到红线、违纪违规，于是把守规矩与干事创业对立起来，认为“干事未必有好处，犯错必定没前途”，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庸政懒政。
对“四类干部”下猛药
防止基层干部庸政懒政，除了要对其思想上加强教育、行为上细化监督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干部约束激励机制。曹立林说，虽然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规定包括辞职、辞退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基本无法发挥威慑力，公务员仍然是公认的“铁饭碗”，进门不易，出门更不易。
在郴州调研过程中，半月谈记者收集到一些打扫“四类干部”的建议。
一是健全干部考评制度，合理设置考评指标。当下的考评指标往往正向指标多、反向指标少，共性指标多、个性指标少，“有为”与“无为”界限模糊。受访者建议，应将不同级别、不同岗位依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在民主测评、述职报告等传统考核形式外，探索与干部实际工作情况挂钩的灵活考核新办法。
二是扩大考评参与面，强化结果运用。年终民主评议不少流于形式，考核方式一般以静态考核和组织部门专项考核为主，应进一步推进评议全过程多元参与，在考核结果运用方面，突出激励惩戒的效果。
三是干部问责和责任倒查要全面。当下一些问责内容偏重于对显性腐败的惩戒，忽视了对隐性失职的问责，对庸政懒政惩而无据或问责不到位。干部建议，各地有必要对庸政懒政现象开展专项治理，同时建设基层长效机制以巩固整改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