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煦明:展望201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既要关注传统领域经济周期的“小气候”,也要注重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升级的“大气候”。当前中国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结构变化”,而非“经济周期”;最能恰当刻画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词是“分化”,而非简单的“好”或“坏”。
思客:2019年宏观经济实现平稳健康、结构优化,关键靠什么?
冯煦明:面对“小气候”和“大气候”的变化,着眼于短期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与着眼于中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恰当配合,是确保2019年宏观经济平稳健康、结构优化的关键。一方面,“小气候”变化对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新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2019年逆周期宏观调控的关键抓手,也是逆周期宏观调控与补短板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结合点。另一方面,要坚定地落实深化结构性改革,把握、顺应、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升级的“大气候”变化。深化金融改革和畅通金融循环是2019年和未来一段时期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下的重点抓手有二:一是理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制;二是有序剥离处置不良债务,主动去杠杆。
交通银行: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或将前低后稳
(视频来源:央视财经频道,2019年1月4日报道)
思客: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您区分为“小气候”和“大气候”,这二者是什么关系?
冯煦明:宏观经济分析要兼顾“小气候”与“大气候”。具体到中国经济当前而言,传统领域的周期性波动是“小气候”,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升级是“大气候”。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普通制造业产品、钢铁煤炭化工等传统领域的周期性波动短期内仍然是主导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等传统总量指标的主要因素,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革命等领域的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升级则是中长期内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
思客:传统领域的周期性波动,这样的“小气候”有什么发展趋势?
冯煦明:“小气候”的趋势是稳中趋缓。从“小气候”来看,受基建增速下滑、消费疲软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自2018年年中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实际GDP同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6.8%逐季下降至6.7%和6.5%,标志着始于2016年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小周期迎来下行拐点。这一变动与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小周期律动大体一致,根据IMF的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由2018年的2.9%下滑至2.5%,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分别由2018年的2.0%和1.1%下滑至1.9%和0.9%。事实上,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2018年10月份以来的大幅下跌已经预示了经济下行周期的到来。
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意味着2019年外需不容乐观,出口大概率将成为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拖累;在这种情况下,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活力,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就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好消息是,随着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2019年下游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盈利能力或将有所改善。
思客: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升级,这个“大气候”有什么显著趋势?
冯煦明:“大气候”的趋势是转型分化。相比于“小气候”,“大气候”更为关键。从“大气候”来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非常剧烈的结构转型。传统领域作为“存量”依然重要,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产业作为规模日益壮大的“增量”,则是中国经济未来真正的希望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结构转型的“大气候”也是造成上述传统领域相对收缩“小气候”的原因之一。
思客: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如何恰当分析刻画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冯煦明:在经济结构剧烈转型的“大气候”之下,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在弱化,GDP、CPI等传统总量经济指标的指示意义在降低。在新经济业态层出不穷、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服务业占比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仍然简单地固守于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分析框架,无异于缘木求鱼。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改进宏观经济跟踪监测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在关注总量分析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分析。围绕这一原则,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升级正在切切实实地进行,无处不在。尽管2008年以来从总量指标来看,宏观经济先后经历了三轮小周期,宏观经济形势有好有坏,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结构变化”,而非“经济周期”。
第二,在经济结构总体上转型调整升级的过程中,行业景气度和企业经营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格局。一方面,新技术、新商业形态、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层出不穷,新企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大量涌现;但另一方面,部分传统行业出现了相对收缩,传统行业的微观企业竞争环境加剧,非头部企业盈利能力恶化,就业机会相对减少。简言之,就如一开始我们讲的,当前最能恰当刻画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词是“分化”,而非简单的“好”或“坏”。
思客: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哪些问题?
冯煦明:在经济分化格局下,微观主体面临的际遇各有不同,相关政策制定应当注重两头兼顾。在行业和企业快速分化的格局下,成千上万的个人因其教育背景、人力资源禀赋、所处地域等因素的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收入水平也出现了明显分化。我们在研究中得出两点明确判断:其一,从总量上来看,我国经济目前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就业问题至少在短期内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掣肘。其二,潜在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应当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一是传统制造业出口部门的结构性失业,二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替代率高的行业。与此同时,过重依赖于传统行业的部分中小城镇也出现了收缩,人口等要素向大中城市流动的态势更加明显,这一点也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制定应当“两头兼顾”——既要及时调整,顺势而为;也要未雨绸缪,做好社会政策托底保障工作。(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