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委员，我抓紧时间谈一下对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三点判断和优化调控的四点建议。

　　判断1：我们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前的基本特征，是临近对于原来所说大写的“L”型阶段转换过程的确认。从2015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增速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平台状运行，这个平台已经中期化了。

　　判断2：是因为有了新近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使不确定性上升，需要密切地跟踪观察。市场的悲观情绪和恐慌心态，带有“应激反应”式的夸张特征，但从现在来看，综合地做一个预测的话，我国的前景在实现年度的和“十三五”基本发展目标方面，仍然有相当大的把握。从未来两年“保证速度”来看，在6%以上，就可以完成2010-2020年十年间中国人均GDP再翻一番，再加上社会政策托底，全面小康的实现，仍然是有相当大把握的。

　　判断3：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对应于中长期，我们还是要有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和防范低级错误这方面的清醒的认识。虽然从2020年的目标来看，是前面的这样一个判断，但是我们更实质性的追求，是后面还要有后劲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去实现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两步走”的目标。现在从防患未然的这个战略思维来看，我觉得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从经济联系到整个社会，其实主要可担心的不在于中国发展纵深的空间和市场潜力，以及我们有全产业链格局之下的回旋余地——这些方面其实我们是有底气的，但是要防止“矛盾凸显”这个特征继续发酵。我作为研究者特别感觉要担心的，是所谓经济问题的社会化，甚至政治化。

　　从几个角度做一个探讨。一个是现在高度敏感的社会氛围中间民营企业投资的下降，相关的其实是方向感、安全感和希望感的问题。在2016年年初之后，感受到中央陆续出了这么多文件，领导人有这么多的讲话，但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新近的“民营企业退场论”，它实际上是有关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怎么样坚持基本路线，怎么样清楚地、明确地认识十九大所说的两个没有变而形成抗风险能力的问题，怎么样已形成多元化社会里面还是要有社会主心骨的导向和安定团结效应的问题。民营企业的决策者，其实是一群高度敏感的人，他们并不是只看你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他们会综合地看，十九大之前，十九大之后，这些草蛇灰线的种种迹象，是连在一起的，对于我们现在实际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事情，也会产生联想。

　　民营企业里很多事情体现的矛盾凸显，跟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引起大家关注的事情，其实也有内在的关联。创新发展、保护产权、公平正义、交织在一起。比如说最近崔永元“炮轰”，它实际上已经带来好几大界域的连锁反应，实际上对我们社会治理形成考验，从影视界联系到我们的税收、工商部门、公安、检查、司法部门、舆论管理部门。一方面公民意识明显在上升，另外一方面民粹主义的情愫又在那儿不断的积累。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中，这些相关的公众利益怎么样得到更好实现，公民权益怎么样真正按照现代国家治理来实行保护，我们显然是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的。

　　一系列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的不良案例，我作为研究者是觉得绝对不可掉以轻心。这大半年，教师待遇问题、老兵待遇问题、医闹问题、强拆问题(今天来的路上又看到最新的消息，扬州强拆又死了人，还有北京郊区昨天就听到包括总参已经退下来的将军在郊区都碰到强拆问题，是特警到现场，面对这些老人们在那儿实行强拆)。还有看起来是个观念问题的社会引领：在学界，浙江大学的一位学院领导讲“道义担当”，发表在《钱江晚报》上，却不知道怎么会说他这里面有不当的地方，受到处分，几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它不当在哪儿?只见到在那儿删帖。这些事情体现的从经济上的待遇问题，到这个社会生活里的各方互动，带有某种“暴戾”的特征，看起来和我们所应追求的和谐是背道而驰的，带来的很多困扰、不安，甚至带点儿荒诞意味，我觉得和一些低级错误的问题要放在一起看。

　　对我们这大半年还可回想一下，一方面我们要讲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些很好的原则和导向之下，却引出来实际操作里的严重问题。比如说消除火灾隐患结果闹出那么大的风波;环保风暴，在北京和周边毁了那么多的烧煤锅炉以后供气却根本跟不上;军队不得经商，原则非常正确，但是你看北京前面几个月，包括我们的阜成路那边，还有玉泉路、翠微路那边，军队单位沿街这么多的铺面，包括银行，包括各种各样消费场所，通通简单地拆掉，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已经有的经验，委托地方继续运营多好?这不光是打掉了多少GDP，打掉了多少税收，它是打掉了多少低端老百姓的生计啊!这些事情一定要综合考虑。我们现在面对新时代，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中，一定要处理好这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从建议这个方面来看，我想提四点：

　　1、面临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全方面遏制中国这个形势之下，我们仍然应该沉着应对，善于守拙。总体来说，是不贴标签，不走极端。在对内这个方面，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多种经济成分继续发展，诚心实意地保护产权，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讲国企、民企的混改和共赢。其实在前面引起轩然大波的“消灭私有制”后面，我们没有展开应有的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消灭私有制，后面联系着他们以后更丰富的思想，《资本论》里讲，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和联合劳动基础上要重建个人所有制，股份制可以带来对私有生产关系的扬弃。为什么这些观点在中国就不能讨论?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和发展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导向完全应该讨论怎么样认识这个问题，其实引出来的就是中央认定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它的发展过程中，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非常好的一个思路，然而现在舆论管理部门只会删帖，为什么不能引导这样一些积极的讨论?在对外视角，我们要务实的认定，虽然受到打压，但是心里要有数，该向美国和西方社会学习的要继续学习。华为被美国打压得那么狠，但任正非到了美国以后，他是由衷地钦佩美国的高科技，反复强调好好向美国学习创新。邓小平当年在“八九”之后，说这是小风波，从历史长河来看，现在落到总书记说的跟美国搞好关系是一千条道理。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说要继续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处理好关系，就是从这个大处着眼。

　　2、在“不贴标签”，不走极端的情况下，第二条我觉得就是要积极地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我们一定要坚持全面开放，坚持全面开放会带来的综合效应是我们在最后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的环境中间，争取中国最大限度得到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而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其实我个人认为，从大的概念来讲，和平发展里就有一个基本认识：不要简单地说就是一味单向地防范人家来和平演变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演变人家呢?在整个供给侧创新造成的正面的共享经济和负面的核威慑合在一起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中国就是要争取把这个和平崛起之路走通。在这个方面，全面开放会倒逼我们真正把改革做到实质性推进。

　　3、我们现在碰到新的复杂情况特别注意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后面，要力争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就要非常好地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无非两个视角，首先还是要强调扩大有效投资，中国投资的空间是非常明确地摆在这儿的：很多很多需要做的有效投资，在城市区域，比如北京等等这些城市，有公共交通体系和公共交通体系所应匹配的这些停车场、停车位，大事小事合在一起，十几年是做不完的。乡村区域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后面要做的很多的事情，量力而行，加上PPP创新只要资金链不断裂，我们这个有效投资的空间可观、可贵、可用。有效投资带来的是以活力和良好预期支撑的有效消费潜力的释放，有了这种投资带着消费，我们才有这个继续扩大内需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儿。

　　4、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抓住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的这个认识，要攻坚克难。我认为在现在大家对于改革看到了很多步履维艰这方面的困惑、阻力，但也要肯定有一些还是确实在实质性推进。比如在今年两会上，确定大部制改革迈出了多少年没敢动而终于动了的步伐。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后，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应该乘势实现，这个养老金全社会统筹的蓄水池一旦形成，“五险一金”从基础养老那个缴费标准开始，就可以往下降，正好适应社会需要。这是改革将会带来的红利。我们在企业混改这个方面，要注意借助PPP。很多争论不休的事情到了PPP，它这个SPV(特殊项目公司)里，天然就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就是很清晰地股权混合的这样一个微观市场主体的产权结构，而且那里面政府根本就不想一股独大，无然就不会出现民营企业特别顾虑的进去以后只是简单做配角的问题。这些实际上可做的事情，会教育社会，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真正的出路是共赢，是混改。

　　就此汇报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请批评指正。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