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改革”大家都在用，但核心内容是什么?核心内容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有新的调整。
改革开放40年，前二三十年我们主要靠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低、资源成本低“三低”成本。依靠“三低”成本，我们承接了国际产业链，因此这二三十年的发展效果是非常惊人的，但也有不少遗留问题。
从主观、客观两方面看，这些遗留问题再这么持续下去已经不行了。过去，我国是制鞋第一大国，现在第一大国是越南。因为劳动力成本高了，资源价格高了，成本上涨，肯定外流。我曾经设想能不能把广东劳动力产业不转移到越南、东南亚，而是转移到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去?当时商务部有这样一个安排，但最后没有做成，为什么?我们物流成本太高。虽然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工资便宜一点，资源价格、土地价格也便宜一点，但是物流成本很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趋势很难遏制住。之前，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们中国来也是一样，全世界产业链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不能再靠这个发展了。
2007年年底，当时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两防，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实际上2007年底、2008年初，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了，但一直到2008年7月份，我们政治局会议才改变2007年底经济工作会上提出的两防方针。方针改变后，9月、10月份制定了四万亿投资的新规划。四万亿投资规划，实际投资规模远远超过四万亿。靠什么?就是靠提高企业的杠杆率。企业正常发展要有资本金的投入以保持比较均衡的资产负债率，一般来说，50%、60%左右就有一点高了。那段时间，我们要扩大投资但没有资本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哪有那么多的资本金投进去?要保持50%左右的资产负债率，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本金，只好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
所以这种经济数据、现象很快就反应出来，到2015年底我们决定要实行供给侧改革，现在的供给侧改革也好、新旧动能转换也好、高质量发展也好，核心是什么?就是要增加我们经济的科技含量。这与你用什么术语都没有关系。我认为，没有一个行业是旧动能，任何行业，任何产品都有增加科技含量的空间，这点我们要好好研究。
应该说有的企业能够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转化的早，实现的效果非常好。举个例子，曹德旺先生的福耀玻璃。几年前，福耀玻璃就建了研究院开发汽车玻璃，一块汽车前挡风玻璃卖到一万多美金。我说他玻璃怎么卖这么贵?他说他的这个玻璃有新的技术含量。汽车玻璃里面装了电熔丝，把特别细的电熔丝镶嵌到玻璃里面，插上电可以把冰雪融化掉，不影响视线。还有一种玻璃，水到玻璃上停不住，也不影响视线，看上去跟没有水是一样。所以奥迪工厂把它一万多美金的玻璃全部收购了。还有汽车玻璃贴膜，福耀的那个玻璃不用贴膜，太阳一照就黑了，挡住阳光，等没有太阳，就变回正常状态，不影响视线。福耀玻璃的科技含量很多，不愁市场怎么样，曹德旺非常乐观。
所以，任何产品、行业不在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上下功夫，很可能几年之内就被市场所淘汰。现在的形势就很严峻，过去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谁能够率先在产品质量、功能里增加科技含量，谁就可以在这个领域立在桥头，有巨大发展空间。如果这方面你没有足够投入，没有效果，就很可能被其他的企业替代，这是我们国内发展阶段性的变化所在。
美国人把科技看的地位很高，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把这个看得很重。我认为，科技在我们国家发展中要重新定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已经是一个共识了。现在实践还证明，科技还是分配财富的第一个资源。最简单例子，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手机生产地，手机质量非常好，但我们所有的手机利润却不如一个苹果公司赚得钱多。苹果不是靠卖手机赚钱，是靠专利费赚钱。
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掌握了新增财富的分配权，这是将来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一种经济活动。未来不是靠你制造出多少东西，而是在你提供产品和服务里头有多少核心技术在你手里。只有掌握这些核心技术你才可以获得新增财富的分配权。没有核心技术，不管你创造多少财富，分配的时候你得不到多少。
我们国家要对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重新定位。最近有一个很好的信号是我们国务院领导的分工。原来分工是科教文卫(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由一个主管领导管。现在调整了，把科技部跟工信部、国资委划到经济口领导分管，这本身是重新定位的信号。不过，我认为我们对科技定位还不够明确，还应该提高科技在我们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从这延伸到我们财税体制改革，这次美国特朗普的税制改革给我们一点启示，就是在一个开放、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的税制有什么功能?
在全球化更加开放的世界里头，税制竞争力的因素在提升。不仅仅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考虑要怎么样推动经济发展，还要考虑和别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全球经济发展，如果在封闭情况下，贸易矛盾比较小。如果在开放环境下，你这个经济体能不能把资源吸收到你的经济体里面，让资源整合效率更高，创造出更多财富，同时分配到更多财富，这是经济体之间不可回避的竞争问题。
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改革在推进税制进步，但不管是在税收理念、功能以及税制的设计上，都应该有新的提升。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供给侧改革，2016年政治局决定降低宏观税赋。两年多的时间，应该说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现在李总经理指示，还要进行大力度的减税降费，目前正在准备之中。
我认为，我们要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发展给予更多关注。一个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如果成功了，它对整个供应链的带动，对整个辅助产业的带动是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企业成功会带动几倍的拉动效应。
但我们现在的政策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比如，企业研发投入税前175%扣除，原来是150%，现在提升了25%，但我觉得还是不完全够。我们调查，国外企业研发投入税前扣除比例能达到200%、250%、300%，他们对企业研发给予的支持力度相当大。
我们现在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有两项政策应该加快推进。一是社保，当年设立是分地统筹，去年国务院做了决定，划转10%的国有资本，降低社保缴费率，减轻企业的负担。但对于高科技企业，劳动力成本负担比一般企业还要重，都是高知识、有智力的，这种劳动力成本比一般劳动力要高。按照我们政策，劳动力成本越高，所承担的个人所得税，承担社保的份额就越大。这样一种制度对于高科技企业吸引人才是有一点负面影响的。很多企业反应压力比较大。
二是营改增以后，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负面影响加大了。高科技企业需要投资，它的重资产需要投资。一个新兴企业投资要盖房子、搞基建。搞基建我们10%的税，买设备16%的税。投资过程中间，要先把搞基建的10%设备的16%的税先给交了，我们国家叫留抵税款。什么时候销售了，有销项税再退税。在一段时间以内相当于一个企业预交了税负。这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是不利的。
国务院今年3月底做出决定要把留抵税款改为退税。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我们90年代到现在积累的数字是很多的，不可能一天早上都退出去，都退出去财政当前就没有钱了。以前积累的相当于政府的一个债务，今年改成退税，大约要解决一千多亿。有的地方政府不赞成这个制度，因为退税是按比例的，按照现在增值税，中央退50%，地方也要退50%，很多地方说不愿意退，财政压力太大退不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