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考古发掘来看，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使用战船的时间，古希腊比古代中国早;而制造战船的技术和工艺，古代中国则比古希腊“技高一筹”。因为，近代以来，人们在多处战国墓葬中，发现了很多铁棺钉，证明当时使用铁钉已很普遍。同时代地中海希腊城邦建造的舟船，还只是钻孔用藤或皮条捆扎来固定船形，比较起来，古代中国技高一筹。

　　吴楚大战催生舟师水战

　　春秋末期，随着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自然极大地提高了舟船建造的生产效率。铁制的斧、凿、锯等木工工具和测垂直的悬锤、测平面的水平仪等都已出现，并且发明了曲木压直和直木弯曲的方法，这对战船的制造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经常发生以水战为主的战争。因为，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吴国是“不能一日而废舟楫”的国家;越国更绝，称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之国。独特的地理条件迫使各国用兵必然倚重舟兵水师，必然大力建造各式舟船战舰。

　　战国中后期，战争越是向南延伸，舟兵水师越是得到迅猛的发展。共拥天堑之险的吴、楚两国，常在江河湖泽上有相互攻伐的战争。从陆战上讲，是吴国胜多败少;而水战恰恰相反，常常是楚国胜券在握。究其原因，还是楚国占据长江上游的地理优势，楚国舟师顺流而下，总比吴国水军逆水行舟强许多。

　　公元前525年，吴楚再度交战，吴国舟师大败，连吴王的座船“艅艎”也被楚军夺走。“艅艎”作为指挥船，体形高大而坚固，装备齐全而华丽，是吴军的骄傲;此番被楚军缴获，实乃吴国舟师之大辱。吴帅公子光选派精锐勇士装扮成楚军，夤夜潜入楚营，在混战中重夺“艅艎”而归。

　　公元前514年，公子光刺杀吴王而自立，公子光即吴王阖闾。楚叛臣伍子胥来投，阖闾起用他整顿军备。当时，各诸侯国已积累了丰富的步兵车战相互配合作战的经验，包括布阵、演兵、行军方略。而舟师水战则为新生事物，正方兴未艾。对此，伍子胥向阖闾建议，仿效陆军车战之法训练一支纪律严明、布阵合理有序、有较强战斗力的舟师。由此构成了楚、吴、越等国的军队主力，并形成了专门的水战之法。

　　故布疑船

　　伍子胥投吴后的另一贡献，就是向吴王推荐了孙武。孙子是公认的“东方兵学鼻祖”。《孙子兵法》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兵书，全书82篇，其图9卷，影响深远。遗憾的是没有水战兵法。笔者推测，孙武大概是把“水战法”著作权留给了好友伍子胥。

　　从战船类型看，《伍子胥水战法》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板船。令船军之教，比陵(陆)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动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汲取吴楚交战教训，对于王船“艅艎”(指挥旗舰)的设置问题，伍子胥提出：若吴王亲临指挥，除王船外，还要设置六艘与王船大小、外形完全相同的“疑船”，以迷惑敌人;若指挥者是某位将军，亦要设两艘“疑船”;指挥船应列于整个船阵左右两侧，非决战时刻不出阵，平时则销声禁鼓不露痕迹。

　　至于楚、越等国的舟师，想来也是大致类似。从古籍《越绝书》中，我们可以认识当时舟兵水师拥有的庞大规模：“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此外还有中翼、小翼、突冒等舟艇护卫其间。“突冒”是一种船首装有冲角，船体坚固的战船。恰如《尔雅》所说：“突冒取其触冒而唐突也”，其意是指在水战中善以高速冲撞敌船的舰船。

　　互派潜水兵

　　战国时期，冶铁业发展成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造船业的拓展。这时的造船业有两大技术改进：一是舰船建造中使用了金属材料;二是出现了双层结构的战船。它的出现及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1965年成都战国墓出土的“嵌错金铜壶”，也刻有双层战船格斗的纹饰。交战双方共16人，两船相对急驶对攻。一方船上：甲板上5名士卒，分别手持矛、戈与匕首，底舱4人合力划桨向前冲击;对方船上7人，甲板上4名士卒挥刀执戈近身搏斗，底舱3人站立划桨操船，另一人从船头潜入水中，一手持剑，似乎正要从水下向对方偷袭。

　　值得说明的是，战国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还有一种具有特殊防御能力的战船：戈船。这种船底壳板经过加厚加固，特别是在壳板外安插上戈、匕首等利器，目的是为了对付敌方潜水兵的偷袭。可见当时双方水战中，互派潜水兵从水下潜泳到敌船进行攻击，已是经常使用的战术。新的攻击手段必然导致相应的防御措施产生，于是戈船应运而生。公元前468年越国迁都到山东的琅琊时，它的舟师中就有死士8000人，戈船300艘，可见规模之大，力量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