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于综合发挥了榜样、信仰、制度和监督四种力量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政建设的早期探索。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属于一种复合型的反腐败方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1929年1月)和中央苏区时期(1929年1月—1934年10月)是我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和局部执政的时期。有了政权哪怕是局部的政权，就有了腐败的可能性。我党因此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就积极加强廉政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广为传唱的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反映了当时苏区干部良好的工作作风。歌曲中唱道：“苏区干部是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苏区干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歌曲的创作来自于生活原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响应中央号召自带伙食干革命。他妻子怕他饿着，给他挑粮食，并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他回答说：“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两人的俏皮话在苏区传为佳话。在突围时，他背着省委交给他保管的大量银元，自己却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最后终于把珍藏的巨款交给组织。他被人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在随后的根据地政权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种良好作风成为我党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政权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悠悠万事唯人民利益为大，一个局部执政的廉洁的政党、一支廉洁的军队、一个廉洁的局部地域的政权，在与腐败的执政党、腐败的军队和腐败政权的较量中，由于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和拥护，力量倍增，最终赢得了胜利。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它们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我党廉政建设的成功。

　　毛泽东、朱德等根据地领导人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同甘共苦，为根据地党政军民作出了表率。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毛泽东号召全体军民厉行节约，并向全军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灯的规定，团、营、连部晚上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他自己本来可点三根灯芯，但却一直用一根灯芯办公、看书、写文章，还常常忙到深夜。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朱德上井冈山时已经40多岁，红军在山路挑粮时他也和大家一起挑粮，一些干部战士怕他年岁大吃不消，藏起了他的扁担。他重新做了一根扁担并刻上自己的名字。朱德和官兵一起挑粮，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毛泽东、朱德等根据地领导人的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根据地干部的工作作风。

　　有信仰有气节的共产党干部做到了廉洁自律。唯有有信仰有气节者可以自律。真正的共产党人笃信共产主义，坚持为劳苦大众而奋斗，这样在个人利益和组织要求发生矛盾时、在家和国不能两全时以及公私利益冲突时他们能够作出合乎道义的选择，舍小家顾大家。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他的话代表了许多革命者的心迹。

　　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大多数条款都是有关廉洁纪律和群众纪律的内容，正是严明的军纪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损害群众利益，处处维护群众利益，群众才能对这样的军队“拥护又喜欢”。中央苏区还制定了专门的法令来同根据地的贪污浪费行为作斗争。1932年12月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明文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先后查处了中共胜利县县委书记钟圣谅和该县苏维埃主席钟铁青贪污腐败案、“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案等一系列苏区干部贪污案，分别判处有关人员以死刑，在中央苏区开了“杀戒”，引起极大震动。在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对其他贪污浪费行为也予以坚决查处。

　　厉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加强民主建设，发挥好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在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框架下，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一方面加强党对军队和政权的领导，另一方面努力加强民主建设发挥好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毛泽东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通过民主生活会努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在批评监督中被及时发现和纠正。政权建设中反对简单委派军队干部担任政府领导，强调通过工农兵各界代表推举或民主选举产生政权。在政府内部建立代表会和委员会会议的运作机制。军队中设立士兵委员会参与军队管理，维护士兵权益，官兵平等，激励士气。同时，努力健全各种监督机制。中央设立党务委员会，省县设立监察委员会，以便与各种不正确倾向和腐化现象作斗争。政府内部设立工农检察部，实行上级巡视或检查，建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实行审计监督。在舆论监督方面，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设立“突击队”专栏，军队《红星报》开辟“铁锤”专栏，《青年实话》开办“轻骑队”栏目，《苏区工人》设立“反对贪污腐化”专栏，以揭露和谴责各种贪污浪费现象。在群众监督方面，工农检察部设立控告局接受群众检举揭发控告。在民主监督方面，对不称职的代表，选民们有权将他们撤换、召回。

　　苏区廉政建设多措并举收到了明显的成效。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8月份的经费开支后发布的审计报告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