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厚达500页的图书汇集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007~2012年5年的思考，对于想探索金融危机肇因、央行救助逻辑、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等核心议题的读者而言，这显然是一本必读读物，全书45篇文稿有24篇是第一次公开。

　　在精读全书之后，笔者认为该书在如下领域的思考尤其具有深意，包括中国央行自身治理问题、中国央行与财政关系的梳理、中国央行与金融监管体系的未来架构、作为金融核心制度建设的存款保险机制建设思路、国际金融危机救助昭示的央行理论前进等议题。笔者拟就以上核心议题撰写系列读书笔记，第一篇聚焦周小川行长思考的中国央行自身治理问题。

　　中国央行按年度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本身并不包含对央行自身资产负债表及损益情况影响的评估。但央行自身资产负债规模及结构、资本充足、损益等问题，却和总体金融体系以及总体经济有完整和深刻的联系。将央行自身纳入对总体金融稳定的评估，提升对央行自身治理问题的关注，已经是要务。根据图书文稿，周小川行长2011年3月18日在央行第69次学术讲座上发表了《中央银行治理研究：议题与要点》的报告，该报告里周小川详细梳理了中国央行治理问题。

　　其一，中国央行的独立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现实需要，当前中国央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在中国改革转轨期间，有大量的体制改革、市场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任务和要求，央行承担和推进这些任务，需要有政府各部门的支持、配合。我国货币政策既然是多目标的，有些目标的实现也需要与政府部门密切配合。现阶段中国还不太适合过度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推进改革开放、维护金融稳定、处置金融机构等工作都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加强配合。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对开展工作更有利”。

　　其二，中国央行与财政的关系问题。“要关注财政风险，包括隐形财政风险对央行履职的影响；另外，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现有的非常规科目应该逐步予以消化。有问题的资产负债表不能承担重任，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才能使中国人民银行足以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危机。”

　　目前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规模高达29万亿元人民币，世界最高，其中包含大量历史坏账。周小川这一表态，意味着央行开始思考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回归。目前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包括对资产管理公司、地方政府等的坏账，其市场公允价值已经极低。中国央行与财政还有若干历史遗留问题，这本书基本完整记录了周小川行长不同场合的发言，但在这一位置，全书将央行与财政历史遗留问题的详细梳理删掉未出版。

　　其三，中央银行会计制度问题。书中明确，“中国央行现阶段还没有完全使用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而是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按照我国的现状和目标，采用对我国适合的会计规则。从实际操作看，我国央行的会计制度主要涉及资产负债表的计量，包括外汇储备的计量。”

　　目前中国央行总资产超过80%的资产是外汇资产，但资产负债表是以人民币计量，这涉及汇兑损益的会计处理。另外坏账类资产的会计公允价值计量也是会计处理问题。

　　此外，周小川还谈及了央行的资本金问题。“央行的资本规模影响着其运用资产负债表扩充的能力。”当前中国央行资本金仅有219.75亿元。

　　周小川还在书中谈及了央行目标、货币超发与货币供应量问题、资产负债表扩张问题、央行的监管和宏观审慎职能问题，甚至央行的薪酬政策与员工竞争力问题等。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欧日英主要央行推动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来应对危机。但实际上，在非系统性危机期间，中国央行也通过本质上的“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扩张来救助金融机构。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周小川说，“当时美方有人私下与我交流，说美国参考了中国的做法”。

　　周小川认为，“新兴经济体即便处于正常时期，中央银行仍需要承担更多职能，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尚不成熟，由于市场存在缺陷，因此需要修复”。

　　2005年，国际清算银行设立了中央银行治理小组。周小川称，过去中国对央行治理的问题没有急于去研究和讨论，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这一题目开始显得重要了，这些在国际场合讨论的内容，有可能在国内引起广泛的研究、讨论。

　　中国转轨改革期间，实际上推行了“金融补财政”的思路，以央行资源和银行业资源承担“准财政职能”，保持了财政体系当前的低风险，但却放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去除中国央行和银行业体系所承担的“准财政职能”，这一思路将指导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而这将从系统认识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从厘清央行与财政的关系开始。周小川在这本著作中披露对央行自身治理问题的思考，当是这种关系厘清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