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曾一路高歌猛进的财政收入也转入低速增长轨道。为了开辟新“财源”，对企业征税、罚款就加大了力度，征收“过头税”的现象开始出现，“非税收入”也逆势高增长，表明“乱收费”“重复收费”重新抬头。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称，由于今年杭州财政收入数字比较差，其所在区将压力分摊到企业头上，比如今年税收增幅不够，为了数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拿过来“预支”。

　　本来，越是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经营必然越是困难，所以越是需要政府部门能够实施结构性减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地方为了完成征税任务，越是加大了征税的力度，同时通过各种非税收入开辟财源。于是，就出现两种典型乱象：一是征收“过头税”，在时间上过头“预支”，在幅度上过头“超收”；二是通过乱罚款、乱收费的方式开源敛财，为此不惜牺牲政府形象与公信力。

　　虽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一再强调，“确保税收应收尽收，但绝不收‘过头税’，同时防止出现虚增非税收入等情况”、“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收‘过头税’，绝不能以收入任务紧张等为由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现实表明，地方在具体征税过程中，显然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地方税务部门的难处在于，他们必须完成年度制定的征税计划，必须完成地方政府交给的“创收”任务，否则税务官员的官帽可能不保，办税人员的福利待遇也会受损，于是他们对纳税人说“兄弟帮忙”，而被要求“帮忙”的纳税人别无选择。

　　毋庸讳言，征收“过头税”也好，非税收入猛增也罢，都是典型的违法行为。只不过，由于纳税人处在绝对弱势地位，没有办法追究违法者的违法责任。在《税收征管法》中，与纳税人偷逃税款动辄追究刑事责任相比，对于税务机关违规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派税款，却仅仅只是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显然，税务机关“违法征税”的违法成本极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这是“过头税”每每在经济困难时期必然泛滥出现的重要原因所在。

　　对于纳税人而言，为了不至于今后被穿小鞋，面对税务机关“兄弟帮忙”的要求时，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无论他们多么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经营发展生产，他们都不敢得罪税务部门，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某种意义上，纳税人的权利仅仅限于“依法纳税”，而在面对“违法征税”时，他们却没有依法监督和举报的权利。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纳税人很少有纳税荣誉感，而常有税负痛苦感的原因之一吧。

　　试问，如果征税机关连依法征税都做不到，又凭什么要求纳税人依法纳税呢？对于“过头税”之类行为，必须严厉追究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对纳税人赤裸裸的权利侵犯，“兄弟帮忙”只是征税机关带头违法的暗语，是典型的知法违法、执法违法。当然，除了加大对违法征税的处罚力度之外，要严格落实依法征税，还应该避免盲目下达税收任务，尤其是政府部门自己制定的税收任务。财政收入应该只是对经济发展的自然反映，而不应该是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某个强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