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信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20173期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而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生成有其独特的理论逻辑、时代逻辑、认识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经历了从不全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内容上体现为“一、二、三、四、五”的发展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在布局意识、布局组分、布局思维和布局路径上分别体现了从模糊到清晰、从单一到多元、从线性到非线性、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等发展特征。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生成逻辑/历史进路/发展特征

　　标题注释：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在逻辑研究”(13BKS023);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系统思维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15CX04039B)。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坚持走自己的路，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顶层设计”。从其生成缘由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提出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的理论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需要、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必然逻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满足人们需求实现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从不全面到全面、从“四个现代化”到“三个文明”再到“五位一体”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了我们布局意识从模糊到清晰、布局组分从单一到多元、布局思维从线性到非线性、布局路径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的发展特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生成逻辑

　　(一)马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生成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在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时，总是以整体性的眼光审视社会历史发展，通过分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来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在对比分析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的区别中，提出了“全面生产”理论，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①。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的全面生产与世界历史的形成有机联系在一起，指出人们只有“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②。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全面生产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它是一种社会总生产，由物质生活资料、精神、社会关系、人口、生态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五种生产构成。在这个社会总生产体系中，五种生产具有各自不同的性质与功能，但又彼此依存和相互协调，任何一种生产都不可能脱离其他生产而单独存在。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整个社会总生产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其他四种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容和形式，是其他生产和再生产能够得以延续下去的前提和基础，正像马克思所说，人类为了能够保证生存和不断繁衍，“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③。当然，其他四种生产和再生产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生产和再生产都处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这种生态环境既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也包括社会生态环境，离开了生态环境或不能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交换中获取自身发展必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人类的生存就会变得日趋艰难，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也很难持续下去。因此，生态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是社会总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整个社会总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障。

　　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五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矛盾运动的结果，而绝非依靠某一种生产就可实现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前进的最直接的动力，从短时期来看，也是最有效和最明显的;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其他方面的生产和再生产跟不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会导致整个社会总生产的结构体系失衡，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严重者可能会使社会失序乃至走向解体或崩溃。由是，在现实社会实践中，通过优先和重点发展经济来带动社会的发展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把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泛化为经济能够决定一切，而忽视或抹杀其他方面的生产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对此，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④因此，历史的发展是社会各种因素和力量在综合影响下“合力”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整体布局和战略安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生成的理论逻辑。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有机整体，其中经济是最主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也是推动社会发展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但仅靠经济并不能保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建设的滞后和生态危机的日渐加剧已越来越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前进。因此，发展应该是社会诸因素的综合和全面、协调发展，我们在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时，应注重其内容的全面、运行过程的协调，体现出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二)从传统发展观到现代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生成的时代逻辑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何谓发展、为何发展、如何发展”这一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性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随着时代的变迁、文明的进步、实践的创新，人类关于发展的思维在历史上是不断演进的。一般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会形成不同的发展观，而“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⑤。经过20世纪后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发展观也不断革故更新。

　　在二战结束以后的20世纪50-60年代，当时众多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实现工业化，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引下，曾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在实践中，伴随高增长而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生态恶化等问题。进入70年代以后，面对前一阶段“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人们在反思中终于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发展除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以外，还必须有相应的社会进步，发展应该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综合性发展。1983年，法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佩鲁首次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新发展理论，除了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之外，更加注重政治民主、观念变迁等与经济增长的相适应与协调发展。与之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竞相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就不可避免地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日渐加剧的生态恶化反过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这种现实，人们开始从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思考和反思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并逐渐被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接受和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使得人们在认识上过于看重了经济增长，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等同于GDP的增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GDP的增长为中心”，有的地方甚至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从短期看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却会导致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

　　因此，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扬弃传统的发展观，用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和统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促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总体布局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也推动了总体布局的内容从“三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递进。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的五大发展理念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时代内涵和境界。

　　(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生成的认识逻辑

　　1956年，党的八大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⑥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再加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我们逐渐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重新走上正轨，恢复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定，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30多年来，上述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一直被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及修改的党章所肯定和坚持。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和任务没有变。

　　虽然几十年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没有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我们对于这一论断的认识和解读则不断深化与丰富。在这一论断中，社会主要矛盾是由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两个方面构成的。在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需要显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是人们的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会表现为从单一领域向多元领域扩展，也就是说需要的领域会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当人们需要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并相对稳定后，就会演变成要求需求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在关于落后的社会生产方面，为适应需求领域不断增加和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社会生产也必然要求在横向发展中更加注重全面性、在纵向发展中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与质量提升。

　　改革实践在推进，经济社会在发展，人民的需要在增长。当前人民的“需要”是一种多样化需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基本满足温饱的物质文化需求的问题;“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显然已经不仅是提高经济生产力水平，而是全面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凝聚力、制度建设力、社会和谐力、生态平衡力。社会的发展还要求我们学会辩证地处理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与限制少数人对物质财富的无穷无尽的贪欲的关系，也就是增加生产和消费的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生产和消费的方向问题;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到政治上的公平正义问题和文化上的价值观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必须不断赋予“需要”和“生产”以新的内涵。总布局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不断丰富与完善过程，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利益需求的过程。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生成的实践逻辑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在内的整体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特殊阶段，其各方面的发展要求都需与这一整体进程的要求相一致;这一阶段任务的完成，将为我们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直接的基础和条件。

　　“小康社会”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深入思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步骤与目标时所提出的概念，是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小康生活是什么样?有没有可供衡量或参照的标准?20世纪90年代，国家统计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几套不同的指标体系，其中，1995年制定的指标体系相对全面，主要包括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五大类型及16个具体指标。

　　到2000年，我们提前完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也就意味着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实际上，我们所达到的小康只是“总体小康”，并不是所有地区、阶层、群体等都达到了小康水平，而是就全国范围平均数而言的“平均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和发展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是指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但也仅是刚刚跨过这个门槛，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低;所谓不全面，是指虽然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我们仍然还主要处于生存性消费阶段，发展性消费需求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尤其是有些地区、有些人尚未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发展不平衡，是指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各地发展不平衡，使得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差距比较大。

　　很显然，这种小康离我们的理想小康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我们应向前进一步发展，真正实现全面的小康。由是，党中央在十六大上正式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做出了相应的战略安排。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确认了到2020年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并再次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首位，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目标。可见，“五位一体”总布局不仅是建成全面小康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全面小康得以实现的路径选择和有力保障。

　　(五)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生成的价值逻辑

　　人的需要是一个十分丰富和复杂的综合体系，不仅种类上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分层次的。一般来说，只有当人们的低层次需要获得满足后，高层次的需要才出现，当然这也并非固定不变;而且人的需要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人的需要的具体内容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到人的现实需要的全部丰富内容，以全方位满足人的需要为目标，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状态，从而实现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

　　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需求，最终实现人民的共同幸福。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当前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在内容上已变得日趋丰富和全面，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政治权益、文化利益、社会权益，也包括生态利益，五者同等重要，缺少任何一项，都会影响到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如果说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吃饱穿暖”是人民的第一需求;那么，在“吃饱穿暖”的需求被满足后，人民的其他利益需求会纷纷在此基础上出现，并且有的需求还会变得相当迫切，这些新的需求包括对政治的参与、文化的分享、社会的保障以及居住环境的优美等方方面面的需求。如政治方面，人们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会要求行使更多的民主权利，这样扩大政治参与的需求就会随之增强;文化方面，在物质利益需求不断被满足的情况下，人民自然会要求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方面，在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需求不断增多的同时，人民必然会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生态方面，随着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利益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会将目光更多地转向自己生存的居住环境。因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不仅充分体现了在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下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发展与变化，也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不断提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生成的历史进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整体架构和基本格局的战略设计，主要解决如何统筹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在实践摸索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一、二、三、四、五”的发展格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路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状况，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建立起巩固的国防，保证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重中之重就是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最早出现在一届全国人大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战略目标。后来，毛泽东在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仅要有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文化。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现代化的内容中还应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样，“四个现代化”战略思想的内容到此就变得清晰和完整起来，最终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确定下来。不过，从整体上看，“四个现代化”的布局主要是侧重经济建设方面，这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只是后来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以及“文革”的发生而没能继续坚持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现代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变迁过程，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在内容上也并未涵盖现代化发展的全部领域。为此，叶剑英向全党全国人民告诫：“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⑦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并把它与物质文明并列，这就突破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框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从单纯的经济建设拓展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1982年党的十二大，不仅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并列，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尽管当时从党的领导人讲话到党的正式文件都没有出现过“总体布局”这样一个概念或字样，但在实践中我们是坚定不移地遵循和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布局的;因此，以党的十二大为标志，实际工作中的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二位一体”总布局基本形成。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认真梳理和总结建国3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布局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总体布局”这一概念，在内容上不仅继承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部署，而且提出要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出只有三者的发展协调了，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发展与巩固。这实际上是“三位一体”总布局的萌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形成

　　1987年10月，邓小平指出：“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⑧这就实际上突破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总布局，开始向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总布局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了富强(经济)、民主(政治)、文明(文化)“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

　　此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都是按照“三位一体”的总布局进行战略安排与部署，尤其是江泽民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并全面论述了三者的主要内容及其关系。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重申了包括富强(经济)、民主(政治)、文明(文化)“三位一体”战略目标在内的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明确了“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布局。1997年，党的十五大围绕“三位一体”的战略总目标，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和文化纲领，而这三个建设领域各自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又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展开，是一个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使“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更加明晰而深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强调建设全面小康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三者的协调发展;这标志着党和国家正式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总布局，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丰富与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对现代化及发展的概念与内涵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认识到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尤为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这里的“全面”在20世纪90年代更多的是指我们要注意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全面进步”还应该包含社会和谐与环境优美的内容。2003年，“非典”的发生凸显了我国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下社会建设滞后的严峻现实。在这样的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发展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体协调，确立了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2005年2月，胡锦涛明确指出，要将社会建设纳入总布局之中，并使之从“三位一体”扩展为“四位一体”。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这是我们党的文件首次将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建设并列，并将之提升到社会发展的战略层次，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格局。与之相呼应，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将“和谐”增补进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之中。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则系统地对“四位一体”总布局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四位一体”建设内容作了全面部署。至此，“四位一体”的总布局得以完全确立。

　　党的十七大不仅明确了“四位一体”总布局，同时还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只不过还没有将其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相并列的战略高度。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郑重指出：“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⑨。在这里，胡锦涛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相并列;在随后的多次讲话中，胡锦涛都是强调要推进五大建设，类似的表述方式也经常出现在党的会议与文件中，这些都为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布局奠定了基础。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隆重召开，胡锦涛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层面。至此，“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最终形成。

　　当然，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也永无止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历程来看，“总布局”是一个动态构成，是一个开放系统，“五位一体”不会是其终结，总布局的内容和构成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发展特征

　　(一)布局意识从模糊到清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我们经过长时间“摸着石头过河”后，加强顶层设计就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社会主义事业到底该如何展开，从哪些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如何进行整体布局，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摆在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课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在合理继承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还仅限于理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到底该如何进行布局并没有具体的设想。列宁由于身体原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也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是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已是最先进的，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为此，我们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经济建设的布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还是继承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在学习和引进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使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乘机进入国内，并在其影响下，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消极腐败的现象，如果任其泛滥，将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发展精神文明，因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⑩?此后，我们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都要硬。可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也就没有清晰的规划。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总体布局”的概念，并明确了“三位一体”的格局架构。但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总体布局”这一明确的概念。因此，这一阶段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当然在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安排是一直遵循着“三位一体”总布局而展开的。一直到党的十六大后，我们的“总体布局”意识才变得日渐清晰，总布局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明确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再发展为“五位一体”;认识的一次次升华，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理论与实践。

　　(二)布局组分从单一到多元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基础是“一穷二白”，我们要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总体布局”实际成为单一的经济布局。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确定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更多地还停留在现代化的物质层面上，主要以GDP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他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政治、精神等生活领域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还存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两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的协调发展过程。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但政治、意识、社会观念等对经济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它们在社会发展实践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协调发展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正常前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社会又是由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生态生活几个部分有机地组成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的是实现中国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实现中国古老文明的伟大复兴，完成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实现过程，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很快就认识到，我们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其实仅仅是现代化众多内容中经济领域的四个方面而已，真正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经济方面的四个现代化外，还要有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生态良好等等。在此情况下，如果只注重其中一个或数个领域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的，当然也很难达成社会发展的目标。因此，必须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整合成一个有机大系统，理清它们之间的地位与作用，并构建起一套系统内部的相互关联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子系统之间形成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互为生长点的良性发展局面，才能实现稳步、快速地发展。而随着“总体布局”内容的丰富和发展，从一开始追求单一经济领域的现代化目标，发展到后来成为涵盖五大建设领域的“五位一体”，使其向着全面的、系统的、立体的方向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入全面推进、全面协调的新阶段，实现了布局组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

　　(三)布局思维从线性到非线性

　　“系统常常表现出非线性的关系，系统运行的结果不是各个单元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单相加，许多行为的结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11)线性思维是指沿着一定的线型或类线型的、单向的、单维的思维;非线性思维是指重视要素之间联系的双向、多维的思维。事物之间具有固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有事物、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说：“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法律、伦理、宗教等各个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个方面除非与其他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非线性系统，不同组分之间、不同层次之间、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线性的。正是由于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原因，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很难将问题简单区分为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或者是安全问题。本来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一经炒作、放大，就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乃至安全问题，再发展就变成一个战略性问题。如“环境问题在中国已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随着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可能演化为有损社会和谐的社会危机”(13)。胡锦涛也曾明确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14)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尤其是随着当前改革的深入推进，深化改革的着重点主要不只是看其中某一要素、某一环节或某一举措的好坏，更重要的是看其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各项举措之间的关联性与协同性、系统性、整体性。2017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6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由是，我们要看到社会建设的关联性、协同性、系统性与整体性，抛弃形而上学静止观点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思维，要看到任何一个问题都是牵一发动全身，不仅要看到其纵向的发展，更要看清其横向的联系与相互作用;一句话，要改变以前简单的线性思维，坚持以非线性思维或多元思维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其全面性与整体性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其协调发展的要求，看到五大建设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实现了思维从单维向多维的转变。

　　(四)布局路径从重点突破到注重结构调整的整体推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状况使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在社会所有领域和方面都同时展开，更不可能有保障各个领域和方面齐头并进全面发展的基础与力量;必须立足自身国情，根据阶段性战略目标和任务有选择地重点发展，这也就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在起步阶段不可能是均衡的，也不可能是全面发展的。如果我们不顾实际情况，在还不具备相应力量的条件下贸然采取全面突进的战略，结果将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而从世界现代化经验来看，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和成功的国家大多是在开始时选择重点领域和环节取得突破，然后再带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度落后，这种现状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不得不把现代化建设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上。选择工业化作为重点突破的对象，在当时是符合国情的，也是合理的。但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对现代化在认识上的局限，使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重点突破”的实践路径演变成了“单兵突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在较长时期内仅是经济建设的布局，虽然工业化的开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基础，但却使得社会发展出现了失衡，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文革”结束后，我们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将经济建设作为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突破对象，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人们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到了经济增长上，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上去了，生活水平就能得到改善和提高，发展的概念也逐渐被经济增长所取代。在这种思维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把精力大都放到了量的增加上，经济是得到了高速增长，但政治、文化、社会等却没有获得与之相应的发展，相反却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如资源环境的成本过高，生态破坏的代价越来越大，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差距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等，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同时也危及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通过认真反思，我们逐渐认识到，重点突破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中将“重点突破”简化成了“单兵突进”，只注重社会发展中某一领域、环节的发展，而忽视了社会各领域、方面、环节之间在发展中的内在关联，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和持续发展。在近4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想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在实践中坚持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可以说，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域和环节众多，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关联性显著增强，一个领域的发展往往需要其他领域的协同配合;既要注重重点突破，更要注重整体推进;既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也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顺利实现。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⑤胡锦涛：《推进合作共赢 实现持续发展》，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1日。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341页。

　　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⑨胡锦涛：《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扎扎实实把党的十七大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8日。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11)[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页。

　　(12)陈晓明、杨鹏：《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13)思源：《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与前景》，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

　　(14)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