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地方“不可持续的投资”问题，本报已连续两天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就这一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人们不会否认，各地方纷纷制定各自的投资规划，其初始动机是好的，为的是借助项目投资拉动经济，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同时人们也承认，各地方的投资决策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结合本地的具体需要而做出的，并不是一哄而起，互相攀比。事实上，当国家发改委前不久集中放行一大批投资项目时，已经给出一个强烈暗示，即：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是可以作为“稳增长”的利器祭出的。既然更高的层面上释放出“投资信号”，下面当然不乏投资积极性。

　　不过，正如本报前面的评论所担心的那样，数十万亿计的投资获得通行证后，会不会引发其他的、后续性的问题？依靠投资“稳增长”或“保增长”，出发点固然不错，但其不可持续性蕴含的风险，比如政府背负过重债务及造成新的产能过剩等等，无论如何不能过于低估，更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关注的是，自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今年二季度增速只有7.6％。如果今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能实现7.6％-7.8％，或许意味着目前的经济状况基本处于底部，开始逐渐爬坡回暖。假如情况没有明显好转，经济下行看不到底部在哪里，那么，今年四季度乃至明年的经济走势都是需要慎重思考谋划的。

　　为尽快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尽快使下行的经济迅速回升，进入健康正常的运行轨道，除了政府大手笔投资拉动之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我们认为，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应该是一个选项。大规模减税的必要性在于，目前经济中的困难，最难的是企业。从国家经济微观层面看，企业成本上升，销售无力，订单不足，出现大面积亏损等等，是普遍现象。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远比宏观经济方面的数据更为糟糕。而企业面临的困难能否得到缓解，事关企业的信心，事关企业今明两年的经营策略。而在很多企业看来，解决他们的困难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轻他们的负担。尽可能多地减少、免除税费，可以说是让企业一眼看到了“经济的底部”，可以让他们轻装上阵，努力爬坡。

　　大规模减税的可能性在于，按国家目前的财力，能够承担减税带来的影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不久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到今年7月底，国家财政收支相抵有约人民币1万亿元的余额，此外还有1000亿元左右的稳定调节资金。而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的计算，国家当前对小型企业每年的减税力度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就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国家有余力，企业有需要，适时地将减税作为预调微调的措施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难道不是更好的决策选择吗？显然，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相对于政府投资而言，减税都是一种更适宜于促进经济的手段，因而也必须成为政府决策的首选之项。

　　凡事有利也就会有阻力。对各地方政府而言，给企业减税意味着“吃饭财政”的受损，意味着“花钱财政”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为所欲为。在按GDP进行考核的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变“投资”为“减税”，很可能被官员们视为费力不讨好。因此，在最需要政府做出减税决策时，政府本身可能恰恰是减税的阻力。如何克服阻力，把减税政策制定完善，落实妥当，是目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任务。